文丨许明龙
七十多年来，公映过的电影不计其数，我看过的电影也不少。在电视机普及之前，文化生活比较单调，除了读小说，看电影是最主要的大众文化享受。我之所以应约写这篇短文，是想聊聊这么多年来与看电影相关的零七八碎的事，所以可能扯得比较远，倘若只是说说哪年看了哪部电影，那就没有必要我来啰嗦了，随便在网上一查，资料肯定比我的记忆齐全、准确和完整。再则，这么多年了，哪年看的哪部电影，我的记忆肯定做不到完全准确，这两点是我需要事先说明的。
解放前我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看过电影，那时年纪小，而且看的都是美国片，根本听不懂洋文，就看个热闹，所以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略去不聊了。
参加工作以后看电影，要从杭州说起。1951年我和105师文工队的几位战友，在浙江军区文工团学习业务，抽空去看了两部三场电影。第一部是《红楼二尤》，讲的是《红楼梦》中的尤二姐和尤三姐的故事。那时我没读过《红楼梦》，连书名都没听说过，所以看的稀里糊涂，现在只记得扮演尤三姐的是著名的京剧演员言慧珠，此外就一丁点儿记忆都没有了。
另一部有意思了，是中国电影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上需要浓墨重彩述说的《武训传》。这部电影当时是分成上下两集放映的，所以我刚才说是两部三场，《红楼二尤》一部一场，《武训传》一部两场。上集表现的是青年武训，募款办义学的情节主要在下集。当时让我感佩的主要是赵丹的演技，从小伙子演到老头子，举手投足，始终与年龄和身份契合，一点不觉得装模做样，生硬虚假，真的是应付自如，游刃有余。但是，我对于剧情并不十分欣赏，武训办义学虽然精神可嘉，但他逢人便伸手乞讨，甚至装疯卖傻，我对这种募款手段实在不敢恭维，深感这种做法实在太过分了，尽管并不怀疑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么一个人，但并不觉得这个人是应该和可以被模仿的。所以，总体上并不觉得这部电影有多好。
这部电影公映不久，就遭到中央和毛主席的严厉批判，据说《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他亲笔撰写的。武训被批对地主阶级奴颜婢膝，他所办的所谓义学，教授的也是地主阶级的封建文化。此外，媒体对武训的生平也给予揭露，指出他乞讨、装疯等行为只是表象，其实他大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是与地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伪君子。全国很快就掀起了批判高潮，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开端。中央组织调查团，去山东实地调查武训其人其事，后来写成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让人感兴趣的是，率领调查组的领导人之一是文化部的李进（江青）同志，这是毛夫人在建国后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尽管当时人们并不知情。据我所知，《武训传》仅在上海、北京、杭州、南京等几个大城市公映，并未扩散到中小城市和乡村，所以对《武训传》的批判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像我这样有幸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却寥寥无几。为了进一步反击《武训传》，有关方面在实地调查中，发掘了武训的同乡宋景诗的武装反抗地主阶级的英雄事迹，在此基础上拍摄了电影《宋景诗》，与《武训传》针锋相对，不过那已是1955年的事了。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反应平平，因为毕竟是在《武训传》事件的四五年之后了，不过演员崔嵬演技出色，博得不少称赞。
回到驻地小城临海，当地没有电影院，部队也尚无电影放映队，所以就没有电影看了。再看电影是1952年，在浙江省军区文艺工作训练班的驻地兰溪。在受训的几个月里，看过的国产电影有《陕北牧歌》《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想不到的是，《我们夫妇之间》和《关连长》都受到了批判。前者被指斥为充满小资情调，剧中的丈夫企图以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剧中来自农村的妻子。这部电影的主演也是赵丹，其余大多也是一批新中国成立前的进步演员。其实，片子里有许多歌颂共产党的段落，甚至还有大群人在山头上高喊“毛主席万岁”的镜头。对《关连长》的批判火力猛多了，基本上把这部作品否定了，说是歪曲了人民军队的形象，兵不像兵，官不像官，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其实，我们当兵的看了挺高兴，觉得与现实很接近，剧中人几乎都操方言，说着南腔北调，彼此开玩笑，打哈哈，连长也不像官，和士兵打成一片。片中末尾有一个情节是关连长阻止向幼儿园打炮，以免伤及孩子，批判的时候说这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丑化人民解放军。这部戏主演关连长的是石挥，要说这位演员的名气，至少与赵丹平起平坐。刚进入新社会，本想好好施展一番，结果却是被批得灰头土脸，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在兰溪也看过不多的苏联电影，记得片名的只有《普通一兵》，据说是中国第一部译制片，讲的是一个名叫马特洛索夫的苏联士兵在卫国战争中的故事，没有什么让人牢记的情节，此人是个很优秀的战士，最后战死了。
部队移驻上海后，看电影的机会多了，一是师部有了电影放映队，二是自己可以到市区电影院去看。那时的票价不高，我们领取的津贴费虽然菲薄，但看电影还是应付得了的。确切的年头想不起来了，但有几部影片至今仍记得比较清楚。
《南征北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故事编得很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的运动战战略思想，不像现在的一些战争片，总是把对方描写成豆腐渣。片中的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确实是斗智斗勇，观众很容易入戏，被剧情所吸引，何况我那时还是一个兵，因而看得十分带劲。片中扮演我方一号指挥员的演员名叫陈戈，在片中操一口四川普通话，不但不觉得别扭，反而感到挺亲切。表演最出色的是扮演敌方军长的项堃，他在绝望之时拿着报话机苦苦哀求救援时的镜头，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张军长，张军长，看在兄弟的份上，请你马上向我靠拢！”(对字词的记忆可能有误)，那副无奈、焦急、责怪的心情，在他的台词和表情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此后便很少在银幕上见到他了。
对《智取华山》的印象也比较深，故事本身有吸引力，敌军守着名叫“千尺幢”的隘口，真的是一人当关，万夫莫敌。但是，解放军在乡民的指引下，从极其险峻的后山攀登，把守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攻下了华山北峰，全歼守敌。正面人物没有突出的表现，倒是扮演守军旅长的演员方化，把奸诈、自负等等反面角色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又演过许多电影，扮演的大多是反面人物，被誉为“反派王”。
那个时期还看过《渡江侦察记》，这也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影片，由于我读过刊登在《解放军文艺》上的这部电影的剧本，而拍摄电影时的编剧和那个剧本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即著名的军旅作家沈默君，所以，看电影之前，我就知道剧情，而且觉得剧本写得很好，所以对电影非常期待。剧本中对一个细节的描写非常抒情：女主人公刘四姐用竹篙轻轻一点，身子像燕子一样，从岸上轻盈地落到船上。我想象着，影片中的这个镜头肯定非常好看，电影中多次出现刘四姐撑篙上船的镜头，令我非常扫兴，李玲君扮演的这位女游击队长，每次点篙上船时，都显得有些笨拙。男一号李连长是著名演员孙道临扮演的，据说他专门下部队体验生活，对待自己扮演的角色颇为认真。不过，看完电影，我觉得他还是没有放开，不太像真正的兵，怎么看也是个知识分子。反倒是他率领的那几个兵，一个个性格迥异，生龙活虎，挺接地气，给影片增色不少。据说这部片子当年票房最高，佳评如潮，得过不少奖。可是在我看来，片中最出彩的演员又是一个反派，著名演员陈述扮演的国民党军情报处长，这位反动军官对军容仪表极为讲究，好大喜功，刁钻、刻薄、恶毒，却又摆出一副文雅的姿态，可以说对角色的刻划入木三分，陈述因此片而一举成名。
这个时期也放过一些苏联译制片，那时配音技术已经大大提高，观众看外国人讲汉语，丝毫没有生涩感。我还记得有一部是讲卫国战争中的少年女英雄卓娅，这个女孩子的故事令人想起我们的女英雄刘胡兰，尤其因为我们文工队曾经排练演出过歌剧《刘胡兰》。印象不太深，只记得开篇银幕上出现的剧名不是《卓娅》，而是《丹孃》，至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另一部让人久久难忘的彩色片是《幸福的生活》，其实故事很单调，讲的是集体农庄中社员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矛盾或冲突，小事情争论几句，哈哈一笑了之。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农业机械化的场面，尤其是收割小麦时一台台康拜因（那时还没有“联合收割机”这个译名）前后相随，场面极其壮观，心里想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知什么时候中国也能用 上康拜因收割麦子。影片中的男主角名叫吴雅，女主角名叫毕百灵，不知道他们的俄文名字原本就是这样，还是翻译故意译成中国人的名字，反正看完电影后，有人就对着战友开玩笑：“吴雅，你的毕百灵在哪儿啊？”一时间，吴雅这个名字成为开玩笑的雅号了。其实，这部苏联电影留给中国的最大礼物，是影片中的插曲《红莓花儿开》：“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影片还在各地放映，这首歌就传开了，大大小小的歌舞团和文工队的节目单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少不了这首歌。
1956年进了北大后，看电影的机会多了，几乎每星期都在大食堂或东操场放电影，班里的文娱委员负责销售电影票，每张5分。放优秀影片时，分到的票满足不了需求，籍籍无名的影片则常常无人问津，文娱委员还得把票退回去，把已经支付的票款要回来。北大学生入学时，每人领到一个板凳，看电影时人人拿着自己的板凳。进场是陆陆续续的，散场时人群往外挤，无论是在大饭厅还是东操场，几乎没有人不把板凳倒过来顶在头上，一眼望去，就是一片板凳腿的森林，煞是好看。
办公楼礼堂也放电影，但那是不向公众开放的“内部”电影或是教学电影。我读一年级时，就在办公楼看过三部原文的法国电影，但我记住的只有《红与黑》和《没有留下地址》，对另一部一点记忆也没有了。一年级学生自然听不懂法文对话，上下两部《红与黑》，我听懂而且现在还记得的只有一句：“J’ai fini!” 这是市长的儿子做完作业时向他妈妈报告时喊的话。另一件事也记忆犹新。看完《没有留下地址》后，杨维仪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用法文说出这部电影的名字，好几位被叫的同学都说不出来，最后叫到我。我回答说：“Sans laisser l‘adresse”，杨老师说不对，我改口说：“Sans laisser une adresse”。杨老师说：“不对，再想想！”我说：“Sans laisser son adresse”，还是不对，我实在想不出别的说法了。杨老师显然有些不高兴，转身在黑板上写了”Sans laisser d’adresse”并做了讲解。原来法语否定副词后面跟的若是动词，动词后面的名词是不能使用定冠词或不定冠词的，而必须使用副词de。这条语法规则我刻骨铭心，至死不会忘。就在放映《红与黑》的当年，片中扮演男主角于连的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利浦访华，某日造访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的一些女学生负责接待，她们就像当今追星的女孩子一样，围着他团团转。我在27斋门口遇到这群人，总算见到了这位法国共产党著名演员。我一不是女生，二不会说法语，自然不会自讨没趣地去搭讪，连一声 “Bonjour”也没说，看着一群女生簇拥着钱拉·菲利浦向东校门走去。
钱拉·菲利浦
《青春之歌》是无法忘怀的优秀影片，从歌剧演员改演电影的谢芳，把向往和追求革命的林道静演得格外真实，激起了我这样的年轻人对于革命先行者的敬佩和崇敬。据说剧中林道静的第一个恋人余永泽，是以作家张中行为原型塑造的，由著名话剧演员于是之出演。此人虽然不能算是反派，但至少不是革命者，于是之拿捏的分寸非常到位，让你对他非常讨厌，可又说不出他究竟讨厌在哪里，他斜眼瞧人的那个德行至今还在我眼前。
在北大看过的电影太多了，《党的女儿》《马兰花开》《五朵金花》，还有《上甘岭》《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记忆中对《永不消逝的电波》印象很好，孙道临扮演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李侠有血有肉，令人信服，比他在《渡江侦察记》中扮演的连长强多了。另一部叫座也叫好的片子是《51号兵站》，这部片子讲的是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为新四军秘密输送物资的故事。主演梁波罗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初出茅庐，却非常出彩。他演的是个商人，人称小老大，在片中他混迹于十里洋场之中，与大上海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显得毫不吃力，甚至游刃有余。当然，这与他配戏的那些角色大多也是上海的名演员，其中包括孙道临不无关系。
在中国电影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柳堡的故事》，可以说是“异类”。柳堡是苏北的一个小村子，新四军的一支部队驻在那里，副班长李进和村姑二妹子默默地相爱了。部队开拔打仗去了，二妹子的心声“哪怕十年八载再相见”响在观众耳际。这部片子突出了优美的人物形象，也展现了苏北水乡的风车、杨柳、板桥、轻舟的优美画面，看这部影片确实是享受。令人深感惊喜的是，在残酷的战争间隙中，居然能有如此优美动人的抒情场面，而且并未受到批评，确实很难得，多少有点儿出乎意外。初次上银幕的演员陶玉玲，凭借这部片子一跃而成为著名演员，而那位扮演副班长的演员却再也不曾露面。
1960年看了一部少见的不讲阶级斗争的喜剧片《今天我休息》，全片没啥故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民警为市民做好事，人家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就说：“没事儿，今天我休息。”片名就来自这句话。这个形象非常讨人喜欢，演员仲星火始终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迷糊着小眼睛，忙东忙西，谁家有难处，他就出现谁家，确实是个大好人，而且实实在在，不做作，不高大上，让人相信。他跟雷锋不能比，但雷锋多少有点儿不太真实的感觉。
《铁道游击队》和《红日》这两部军事题材的影片也很叫响，但并无特别高的评价。后来《红日》受到了一点小批评，说是杨在葆扮演的那个连长，打了胜仗后骑着马疯跑，又喊又叫，表现得过分张扬，损害了我军基层指挥员的形象。《红旗谱》也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说的是河北滹沱河边农民与地主的斗争，故事我连梗概都忘了，但正反两个角色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面角色是崔嵬扮演的农民领袖，反面角色是葛存壮扮演的地主，葛存壮就是葛优他爹。另一部比较受青睐的是《青松岭》，这是一部讲农村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片子，农民让人捎一点自己采的蘑菇进城卖几个零钱，也算是搞资本主义。这部片子的演员大多来自承德话剧团，李仁堂这个主角演得有声有色，可以说是一炮打响，此后就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再就是片中的插曲，著名的作曲家施万春写的《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很好听，很快就流传开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越剧电影《红楼梦》。此前有过越剧电影，那就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据说周总理带着这部片子去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会议间隙请卓别林观看，卓别林表示不太懂，周总理说就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卓别林马上就开窍了。《红楼梦》甫一上映就引起轰动，但是要轮到北大放映，恐怕至少是半年以后了。班里有人听说北京展览馆电影院已经上映《红楼梦》了，包括我在内的五六个同学迫不及待地一起赶去尝鲜，其中好像还有女同学。散场之后，大家都挺兴奋，一方面为了节省车资，主要还是兴之所至，我们没有搭乘32路公交，而是步行走回校园，深夜里一路走，一路聊，并不觉得有多远。这次我查了查百度，才知道这段路长达9公里！
（未完待续）
蓝色木Lyceum 2021-12-2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