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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好好拍电影》
许鞍华获过五次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以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但大家对她的关注锁定在电影《第一炉香》，仿佛那是随便谁都可以随意吐槽的“烂摊子”，无论有没有看过张爱玲的原著，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批判都是“睿智”的，认可反倒是低人一等。从早前男女主角定妆照传出，人们就开始了毫无成本的群嘲模式，等到电影上映时，早已看不出它本来的面部，满脑子都是如何嘲讽更能万里挑一。倒不是要替这部电影翻盘，但推荐大家看一下她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对这个七十多岁的老电影工作者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之后再去看她的作品，你会对《第一炉香》有更多耐心，也会反思这种毫无成本的“嘲讽”是否有必要。
一个女性导演，一个跻身于香港电影群雄争霸时期的女性导演，许鞍华一路走来都在证明自己，这种证明将她对电影最初始的、浓浓的厚爱包裹住，她必须反复解释，女性导演也是可以拍出好电影的，许鞍华也是可以代表香港电影的，才能将偏见剥离，得以窥见她对电影的赤诚。《第一炉香》再次验证了这一路径。
林嘉欣回忆许鞍华的60岁生日，说她孩子气的抱怨，“我都60了，拍了这么多电影了，他们还在质疑我一个女人到底拍不拍得好电影”。《明月几时有》上映时，许鞍华70，她在内地做宣传，密集的采访空隙，她说，“实在是太累了，他们都在问我一样的问题，我要一遍遍重复答案，为什么一定要问我女性电影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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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拍电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吗？可以厘清女性视角和她电影生涯之间的联络吗？或许可以换个思路，人们只知道她拍不好张爱玲，她拍得好什么却鲜少谈及。《客途秋恨》《男人四十》《女人四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每一部都投射了她自己的生活经历。许鞍华的妈妈是日本人，抗战时期和他爸爸从东北迁至香港，她十几岁才知道妈妈原来不是中国人，童年时那莫可名状的疏离才一下子有了答案。她将自己的经历拍成《客途秋恨》，张曼玉就是许鞍华，女主角过于好看，人们也会解读那是否代表了许鞍华的容貌焦虑，她的中性装扮之下，是否也有一颗慕美之心。纪录片里有一处细节，有个小男孩过来问路，叫她叔叔，小男孩离得很近，她也用女性嗓音给她指了路，结果小男孩的妈妈继续说，还不谢谢叔叔。她一边抽烟，一边哈哈大笑复述了这个故事。
许鞍华在参加某届金像奖颁奖典礼前夕，为自己准备了一套正红色旗袍，试穿时她百般为难，一再跟赞助商说，颁奖那天我要在台下坐八个小时，一定又疲倦又浮肿气色又差，还怎么塞得进这尺码将将好的红色旗袍里。果然，颁奖当天她临阵脱逃，脱掉了红旗袍，穿上了宽松的大黑袍，惹得一同颁奖的张艾嘉连连抱怨，“说好了我们一黑一红，一中式一洋装，怎么你又换上了黑色的大袍子”。脱下来的红色旗袍被许鞍华穿在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斯琴高娃的身上，戏谑的处理方法——斯琴高娃为自己钩织了红色针织连体泳装，包裹得严严实实跳进泳池，红色褪色、针织脱线，她狼狈地被救生员托起，被嘲讽“来例假了还游什么泳”。
她有家国情怀，但被忽略。《明月几时有》上映时，人们只会关注周迅的苍老，霍建华的颜，没有人试图了解许鞍华的深意，她说：“我领过很多次奖都没哭过，很怕这次会哭，我要多谢大家，虽然我觉得自己没有拍得很好，但他们都非常投入，好好地去拍一段香港抗战的历史。”她还是哭着走下了领奖台。
许鞍华深爱她生活的城市，她是在香港走路最多的导演，她说：“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受教育，在这里享受奖学金去读电影，回来后又不停给我创作灵感，让我赚到钱，做到事，有最好吃的菠萝包，有最好喝的奶茶，我非常之感谢香港，希望以后可以多些帮这个城市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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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最近一期《八分》节目中，问许鞍华接下来的打算，这位七十多岁的导演说，我要去国外学习写剧本，我总是对自己写剧本没有信心，或许老师布置的功课可以逼迫自己创作出一个剧本。许鞍华对中国古典文学爱之深切，《男人四十》中，张学友和梅艳芳对杜甫诗集的热爱是她个人喜好的投射，但她从没信心将自己的文学理念付诸剧本，于是邀请吴念真、邀请王安忆写作剧本，或许等有一天，她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剧本，人们便不会再苛责她“拍不好张爱玲”了。
纪录片最后，是许鞍华在威尼斯影展上的发言，她获得终身成就奖，她说“电影万岁”。
贾樟柯《汾阳小子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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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每个人都爱贾樟柯的电影，但不妨碍每个人都去看看这部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文艺片自有其观影门槛，有人爱之深切，有人食之无味。食之无味大抵是因为，不了解贾樟柯、不了解他的故乡、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他年轻时的朋友、他父辈的隐痛，当这些背景资料一片空白时，你跟他唯一的链接可能只是影片中的香港怀旧老歌，那么，你大概率不会爱上他和他的电影。
了解这些很难，导演自己也是颇费了些年纪和力气才了解的。“当我在山西生活了23年的时候，我对我的家乡并不理解，因为我没有参照，我不理解我的故乡，我不理解我过去的生活方法。但是当我离开故乡，当我离开故乡时间长了，我在北京，遥远的北京，我在巴黎或者纽约，我会想我的故乡，我才开始能够理解我的家乡，理解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社会，理解我的父母，理解我的同学，理解我家乡的贫穷，理解很多事情。所以我真正获得故乡，其实是因为我离开了它。”
对于观影者而言，看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拍摄的贾樟柯的故事，比他的电影更吸引人。看完这部纪录片，会形成一个模糊的概念，好像懂了点，又好像什么都没懂。这个时候，再去看他的《站台》《小武》《天注定》《任逍遥》《世界》……方能补足剩下那一知半解的部分。影片中萦绕不去的氛围感，就是他最原始的叙事动机——禁锢和孤独。那些非权力的拥有者，权贵之外的人，被动地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人，他们在贾樟柯的影片中，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冲破时代阻挠的方式，可能只是追逐站台上的列车，跟随它狂奔，直至追不上，大口喘着气停歇下来，看列车毫不留情呼啸而去，小镇青年无能为力。他们对小镇以外的想象、对世界的想象都浓缩在曾经风靡一时的“世界公园”里，那里微缩景观一应俱全，人们终于实现了“到此一游”。
演员赵涛
世界公园的故事来自演员赵涛的一段过往，她分享了年轻时和小伙伴们在世界公园当舞蹈演员的经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贾樟柯随后把它拍成了电影《世界》，作为《站台》和《小武》的延续，“有时候我会想，《站台》里面的人向往外面的世界，如果他们看到我的第四个电影《世界》的时候会怎么想，那是他们希望的远方，那是他们希望的另外一种生活。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小武知道了《天注定》里面四个人的遭遇，他会怎么想，我不能说是变得更好或更糟，但是它会很荒谬，这样想会很荒谬。我觉得”。说这段话时，纪录片中传来《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背景音，“道不尽红尘奢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弹幕呈现整齐划一的评论，“泪目”。有人评论贾樟柯的电影像印度歌舞片，总逃不开随时出现的香港老歌bgm，看纪录片之前，歌曲和影片有分裂感，历经这一段描述，再听《爱江山更爱美人》，歌曲和故事方肌理相融。
贾樟柯总是拍他的汾阳，汾阳人总是说汾阳话，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在电影里不常见。他说：“日常的缺失，我觉得是从1949年之后逐渐缺失的。人的弱点，人的自然形体，甚至连语言都被改变了。我们银幕上的人物变成是没有口音的人物，没有他的家乡，没有他的文化身份，所有人都讲播音员一样的语言。”
他的电影很慢，不着急，特别耐得住性子。文艺片大抵有这些属性，不是在剧烈的镜头晃动中破碎，就是在无声的沉默中消逝。娄烨属于前者，贾樟柯属于后者。他形容这种“慢”是任性，他允许这种任性的存在。电影《任逍遥》里，一个骑摩托车上坡的镜头，摩托车一个劲熄火，他说当时有很多种解决方案，也可以后期剪辑得很顺利，但他没有，他遵从拍摄时真实的体验，电影不仅是跟公众的关系，也是跟自己的关系，他珍惜这种连接。
杨德昌《十年，再见杨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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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最有名的两部电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这两部我都没有看过，但看过他另一部早期的电影《海滩的一天》，主演是张艾嘉和胡因梦。张艾嘉和他的结缘颇随意，两人在街上偶遇，共同的朋友当中介绍，说这也是一位导演，张艾嘉遂邀请他执拍《光阴的故事》系列片中的一集，这便是杨德昌的出道之作。随后他们合作了《海滩的一天》。
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没看过代表作，但对导演大名如雷贯耳。如果不是这部纪录片，你可能永远不会真的了解他、了解他的电影，甚至看完纪录片之后，也依旧不会去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因年代久远，便丧失了观影的氛围和由头，但心里会觉得充实又温暖，甚至滋生一点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可能就是对高质量电影人一知半解之后尝到的，一点点甜头吧。
纪录片有15集，每集20分钟，请来了和导演长期合作的亲密伙伴，印象最深刻的两集，嘉宾是录音师杜笃之和演员张震，他们回顾了和杨德昌合作的很多细节。张震出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只有14岁，当时他只想利用假期好好学习，但爸爸把他连蒙带骗塞进了剧组，承诺不会占用太多学习时间，张震的爸爸就是郭采洁版本《喜宝》中勖存姿的扮演者张国柱。星二代张震虽然对片场不陌生，但和杨德昌的合作依旧是一场炼狱。导演坏脾气名声在外，名编剧吴念真不愿意去他的片场，说因为几百号人没一个人敢坐着，压力太大，演员演不到位他就生气，一生气就骂人，他甚至拉着14岁的张震要出来单挑，被制片人大骂“神经病啊”。或者让张震面壁思过，待他气到浑身发颤，导演一声令下，ok，情绪到了可以演了。最过分的是，导演还会请别的演员来演相同的戏份，什么也不交代，那种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压迫感，是导演的拿手好戏。
演员张震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改变了张震，改变了那个一心只想在假期好好学习的初中生。因为入戏太深，张震的性格发生很大改变，再等回学校上学时，张震早已变成了“小四”。这也是为什么，长此以往，张震的身上总有蜕不尽的颓唐与忧伤。
拍完这部戏之后，张震又参与了《一一》的场记工作和临演，他们不合作时联络不多，有一定距离，但在张震心中，杨德昌分量很重，他很崇拜他，甚至连他的穿衣风格都崇拜。早年间，杨导从美国留学回来，1米85的大个，高高瘦瘦，“杨导就是很帅，常常会穿eagles football jacket，跟走在街上看到的人不一样，他就是会戴49ers的帽子，然后戴他的眼镜，应该是armani的黄色框。”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坎城影展归来时的飞机上，当时舒淇和张震坐头等舱，侯孝贤坐商务舱，杨德昌也是头等舱，他路过侯孝贤见到张震时，一脸嘲讽，示意他、又示意侯孝贤，意为你怎么敢造次，坐得舱位比侯孝贤还好，“这非常杨导！”
杜笃之和杨德昌合作时间最长，是御用录音师，也引领了台湾电影从后期配音进化到同期收音的时代。他们俩有一张珍贵的合影，两人坐在窗前，杨导估计是大发脾气之后难得的沉静，杜笃之见怪不怪，只有他能平息杨导的暴怒。这张照片是杜笃之在一份杂志上看到的，他问杨德昌有没有底片，杨有储物习惯，遂给他洗了一张照片，并签名，成为他们俩唯一一张合影。
在所有被访者中，杜笃之是公认最懂杨德昌的那个人，他们合作年头最长，不离不弃，他们对电影声音的“斤斤计较”使两个人共同经历了很多艰苦卓绝。杜笃之的讲述中，能捕捉大量的案例，后来杜的儿子也从事电影行业，儿子对父亲的建树一无所知，当有一天他借由外力了解到父亲的“丰功伟绩”时，方完成了从敌对到崇拜的转变。
张震和杜笃之都谈到了对杨导最深刻的印象，张震说，“每次拍合照他都会笑出声音来，‘呵呵呵呵呵呵’，一直到现在每次我去拍合照的时候我都会模仿他发出这个声音，然后我就会很乐，因为那是我对他的一个记忆。”
杜笃之的分享有点难过，他很后悔没有和杨导见最后一面。当时杨已经在国外生活很多年，最后一次回国，在上海给他打了个电话问能不能见面，杜有事情没见成，后来得知当时杨已经手拄拐杖身体抱恙，他出国后便再也没有回国。他们失去了最后一面。杜笃之红着眼眶，笑着说，“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一定会去见他的”。
整个剧集中，没有杨德昌的影像，你可能需要百度一下才能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云端杂志 2021-11-3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