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的大幕之下——法国当代政治电影变迁及文化困境

本文选自《电影艺术》2021年第6期

徐枫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景行子

中央戏剧学校学院电影电视系2019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探讨身份政治问题的影片在法国当代电影中举足轻重，在电影节和观众中都获得较大成功。这是政治电影自身演替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治电影发生转型，政治主题普遍趋向于社会化和伦理化，最终产生了身份政治型政治电影的新热潮。通过读解影片能够发现历史转折时期的症候，影片文本和语境的相互书写，折射出法国左派政治日益深化的危机，和左右翼社会改革双双陷入困境的现实，还有电影人不断调整角度以期介入现实的实践。

关键词：身份政治政治电影左翼/右翼社会化伦理化症候相互书写

2020年2月28日，在普雷耶厅（Salle Pleyel）举办的凯撒奖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影片等12项提名的《我控诉》被授予最佳导演奖。当著名女导演克莱尔·德尼宣读罗曼·波兰斯基的名字时，《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主演阿黛尔·哈内尔站起来，竖起手指宣称“羞耻啊，羞耻！”导演赛琳娜·席安玛等人和她一同起身离开了颁奖现场。紧接着，在3月1日《解放报》上，激进女性主义作家及导演维尔吉尼·德彭特（Virginie Despentes）发表《凯撒奖：“从此我们站起来并且离开”》一文。

无论在国会还是在文化领域，你们，位高权重者，你们拥有完整而持久的尊重。而这带来了强奸，你们警察的滥用职权，你们的凯撒奖，你们的退休改革。此外，你们需要受害者的沉默。¹

3月9日，克莱尔·德尼接受了采访。她在强调自己没有参加凯撒奖评选后，表达了个人观点：“阿黛尔·哈内尔当然可以离席，这是她的权利。但是她手指着我们喊‘羞耻’，我觉得这让人感到有点奇怪。大家投票，觉得波兰斯基的影片比其他影片导演得好，这就是凯撒奖，我不觉得该想得太远。”²德尼的访谈，使她被一些人视为女性主义运动甚至正义力量的对立面。

波兰斯基1977年在美国被控性侵女童，被裁决后避居法国。虽然2010年此案原告萨曼塔·盖默（Samantha Gailey）表示希望撤销此案，但此后有11位女性起诉波兰斯基在20世纪70年代的性侵事件。2019年11月，法国女演员兼摄影师瓦伦蒂娜·莫尼耶（Valentine Monnier）选择在波兰斯基《我控诉》上映之际控诉导演曾在其18岁时（1975年）强暴她。波兰斯基则反驳此类控告均为子虚乌有。概言之，凯撒奖的波兰斯基事件，只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中间环节，是女性主义“Me Too”运动、有色人种和“LGBT”平权运动等社会浪潮推动的身份政治之一幕。

身份政治之幕

在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后，新一轮的反种族主义黑人平权运动从美国波及全世界。2021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斯派克·李带领的评委会，由5位女评委以及包括他在内的4位男评委组成。不无类似之处，2018年，凯特·布兰切特为首的评委会中，同样有5位女性评委（含评委会主席）和4位男性评委。这个男女性别平分秋色的比例（更为常见的男女比例为5∶4）在2011年后从未改变。

如果说戛纳电影节的入选影片来自世界各地，而评奖结果与评委会的标准密切相关，那么评委会成员的选定则相对全面地体现出电影节组委会的意图——一种“法兰西特征”。这个性别、种族与国别等身份在更大程度上趋于平等的景观，既非文化现实，也不可视为文化表演，而更像是在各种社会文化驱动力下形成的身份政治愿景——它如同一面法兰西之镜，其中的文化自我包含着难以避免的想象性成分和意识形态象征意义。

2021年获得金棕榈奖的影片是法国青年女导演茱莉亚·迪库诺（Julia Ducournau，1983年生于巴黎）的《钛》（Titane）。法国电影人普遍认为戛纳电影节对法国电影冷眼相待，从1967年至2007年，只有莫里斯·皮亚拉《在撒旦的阳光下》（1987）这唯一的法国影片摘获金棕榈，颁奖时还出现了嘘声四起的尴尬场景。2008年后法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堪称硕果累累。《钛》是2008年后第四部取得金棕榈奖的法国影片，前三部分别是劳伦·冈泰（Laurant Cantet）《墙壁之间》（2008）、阿布戴·柯西胥《阿黛尔的生活》（2013）、雅克·欧迪亚（Jacques Audiard）《流浪的迪潘》（2015）。如果我们对这三部作品进行简要归纳，不难发现他们都处理了法国社会中的阶级、性别、种族、性倾向、边缘弱势群体等社会文化身份问题。《墙壁之间》里有非裔孩子密集的郊区中学，《阿黛尔的生活》表现了女同性恋的情感世界，《流浪的迪潘》则聚焦于斯里兰卡移民（其中包括前猛虎组织战士）在法国九死一生的暴力人生。这些金棕榈影片，旨在揭示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各自的生存处境、行为方式与心理状况，并将不同社会身份之间的差异、错综关系、内外冲突或和解努力视听化／叙事化。上述影片也获得了很大的商业成功。《墙壁之间》成本2,474,175欧元，法国售票1,612,356张，境外观众1,658,191人次，回收率392%；《阿黛尔的生活》成本3,986,834欧元，法国售票1,036, 811张，境外观众1,512,608人次，回收率168%；《流浪的迪潘》成本7,984,811欧元，法国售票634,665张，境外观众332,106人次，回收率52%。³这让我们意识到，这些涉及身份认同及身份对立的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政治文化困境之一，而它在法国文化中更被自觉地置放在政治议题、文化表述、电影再现的“核心句”中。在认可这些影片艺术成就的同时，也可以说，它们在戛纳的获奖，和评委会人员构成方式互文，都成为身份政治的表象呈现。

△ 电影《钛》剧照

相对而言，《钛》完全有别于上述三部现实主义风格影片，对它的评价更是两极分化。《世界报》（Le Monde）对这部“类型与转类型力作”⁴的赞美，对照着《电视全览》（Télérama）“是导演艺术精湛，还是虚张声势、杂乱无章”⁵的质疑。在影片上映后，它只售出了225,000 张票，法国影迷在AlloCiné网站总分5分中给它2.9分，影评人给予的分数是3.6分。面对这种普遍低迷的反应，法国著名导演阿尔诺·德帕拉欣对我们坦承，“我觉得它棒极了，制作优异、独特而且热力四射。在整个放映中我都在想，我喜欢这个青年女导演的执拗”⁶。

《钛》的构思诞生于迪库诺怀孕时期的一个噩梦，这极大程度引导了影片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表现出一位女性作者“无意识和梦的现实”。影片中的阿丽西亚在童年的一次车祸后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并在后脑永远植入了一块钛板。她为汽车沙龙跳色情舞蹈，同时连环谋杀与她有染的男女。在被警察搜捕时，她化装成男人，并被消防员文森认定为自己失踪了十年的儿子。

迪库诺从其首部长片《生吃》（Grave，2016）开始就被认为“更新了法国奇幻片”，在英语世界则被更明确地界定为“人体恐怖片”（Body Horror）的代表。这一类型的文学渊源被追溯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200年前，这位女性作者以她的冥思对近现代科学的反自然和反人维度发出了令人战栗的预警，同时对“人造怪物”痛苦的生命与情感肌理产生了深度体认。而今天，作为第二位在戛纳电影节赢得金棕榈奖的女性电影作者，迪库诺以更强烈的感官刺激、更拼贴化的形态和更富游动感的叙事，把沉淀在记忆中的阴暗过去与轰然降临的后人类时代压缩在后脑的一块钛板中。影片在对男性中心世界激烈的暴力挑衅中透露出身体化的厄勒克特拉情结，这种对女性主义身份政治既呼应又游离的表述，让看似完美的现实主义身份政治之幕出现了缝隙，使我们意识到大幕之后纷繁复杂的真相。

△ 电影《生吃》剧照

淡出淡入：政治电影的演替

如果说，身份政治是当代法国电影最突出的政治话语，它也可被视为政治电影在当代的主导方向，这个方向的形成与政治电影本身的沉浮密切相关。而这一切都植根于第五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左翼执政（在此期间冷战结束）、左右翼联合执政和左右翼轮番执政的历史过程。

法国政治电影堪称“五月风暴”之子，产生于1968年前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左翼政治运动之中，这是一次试图全面颠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秩序的浪潮。首先，是以戈达尔该时期创作为代表的政治先锋派影片，作为激进左翼艺术家，戈达尔试图从表述、形式直至生产和放映模式全面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秩序。克里斯·马克、居伊·德波、让-马里·斯特劳布/达尼埃尔·于伊耶等均属此类政治电影的作者。其次，是随着1969年科斯塔-加夫拉斯的《Z》而出现的政治侦探片（也称为政治惊悚片或政治黑色电影）。科斯塔-加夫拉斯将他强烈的政治批判思考编织入普通观众喜爱的电影叙事/类型之中，从而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在整个欧美世界广泛流行的一种新类型。这类影片有时不限于侦探片，也与别的类型（例如情节剧电影）综合，被一些电影批评者统称为政治虚构电影（Polifiction）。

作为一个悖论，20世纪80年代法国左翼执政的黄金时代，却正是政治电影“淡出”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全面推进与苏联的冷战对抗，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保守主义政治使西方世界整体向右转。在这一语境中，法国成为西方世界仅有的例外。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作为社会党候选人胜选出任总统，国会中社会党及其他激进左翼政党占据285席，法国共产党占据44席，右翼政党只具有152席。⁷在总统和政府均为左翼的格局下，左翼联盟执政时期进行的社会改革，在民选和议会政治模式下，尝试建立更多机构和资产国有化（交通、邮电、教育等等）、福利社会、多元社群共存、扶持文化繁荣发展的法国式“社会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法国知识分子”就几乎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代名词，70年代后左翼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位置更为突出，他们都成为80年代法国政府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受益者。

在此情境中，以现实政治批判为立足点的政治电影发生了转型。作为政治先锋派代表的戈达尔回到电影工业中，其部分回归叙事的影片仍饱含电影语言的革命性，但同时充满了对1968年之后“革命年代”的惋叹。政治虚构电影的主导人物科斯塔-加夫拉斯，主要阵地转向了美国，拍摄了《失踪》《小启示录》等一系列揭示美国内部物质主义和全球霸权主义的影片。总体上，法国政治电影创作处于逐渐淡出的趋势之中。

1984年的政治影片《善妙之乐》（Le Bon plaisir，在中国发行时名为《总统轶事》）历史性地书写了政治批判与政治询唤之间的反向同构关系。这部影片由弗朗西·纪霍（Francis Girot）导演，改编自弗朗索瓦丝·吉罗（Françoise Giroud）1983年的同名小说。吉罗是著名女记者和作家，1958年曾命名了法国电影新浪潮，1974年至1977年两度出任国务秘书，先后负责妇女事务和文化工作。吉罗同时曾是密特朗的支持者，1979年退出政坛后重启作家生涯，其中小说《善妙之乐》大获成功。书中的总统与情人克莱尔多年之前育有一子，但总统因恐惧私生子新闻威胁自己的政治前景而对知情者加以围剿。在小说被改编成影片后的很多年里，传媒和公众普遍认为，这一故事直接取材于密特朗总统长期隐瞒自己在婚外与艺术史学家阿娜·班杰欧（Anne Pingeot）育有一女玛萨琳娜·班杰欧（Mazarine Pingeot，现巴黎八大哲学教授）的历史事实，但吉罗对此予以彻底否认。影片导演纪霍充满感激地强调，密特朗总统特别批准影片能在真实的国家政治场地拍摄。影片在类型上混合了爱情情节剧（Romance）、黑色电影与正喜剧，由巨星凯瑟琳·德纳芙和让-路易·特兰蒂尼昂主演，仅在法国影院就有1,220,980人次观看，商业成绩不俗。这部影片严峻的权力批判被大大娱乐化了，只剩下轻微的反讽性警示，并进而对现实语境中的开明首脑发生认同，而成为权力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左派政治正在走向全盛期，对虚构性影片的政治批评采取了积极吸收的策略，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更为有效，从而消解了政治批判的能量。

△ 电影《善妙之乐》剧照

在政治电影持续淡出的过程中，1990年冷战结束部分激活了政治电影的创作。作为一种主调，是对于东方阵营瓦解的欢呼和对西方全面胜利的庆贺。然而，相对异样的表述还是出现在法国电影之中，这在一定意义上缘于法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左翼政治实践。这其中的最强音当属阿尔诺·德帕拉欣的《哨兵》（1992）。导演试图探讨冷战结束后的危机所在西方边界线的无限扩张和东方边界线的无限萎缩，导致了一种单面的记忆和历史书写。政治电影前辈大师科斯塔-加夫拉斯在他的美国电影《八音盒》（Music Box，1989）中，更为微妙地反讽了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击。这部影片如分水岭引出了科斯塔-加夫拉斯冷战后的作者电影主题，亦即对大获全胜的资本世界拜金主义荒诞状况的讽刺喜剧性呈现。

△ 电影《哨兵》剧照

然而，德帕拉欣和科斯塔-加夫拉斯的独特表述无法改变政治电影整体淡出的趋向。这种淡出，也是一种深刻的转型。三十年来虽偶有例外，政治电影相对普遍地走向社会化和伦理化，并孕育淡入为身份政治型政治电影的新热潮。从社会语境来看，政治电影的演替，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法国左派政治日益深化的危机和左右翼社会改革双双陷入困境的现实。

法兰西方舟

2007年，戛纳电影节的法国电影争奇斗艳，主竞赛单元3部，“一种注目”单元4部。尼古拉·克洛茨（Nicolas Klotz）编导的《人性问题》（La Question humaine，2007）只是官方单元外“导演双周”单元入选的6部法国电影之一，却在首映后引起知识分子观众群的巨大反响。

影片改编自弗朗索瓦·埃曼努埃尔（François Emmanuel）的同名著述。原作讲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某个法国北部城市的德国跨国企业内部发现了纳粹主义遗恙。影片则将故事植入当代巴黎大省，一个全力寻求经济效益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供职于一个跨国石化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心理分析师西蒙·柯斯勒，在对企业领导汇报时，雄心勃勃地说，“公司不应该只具备抽象的价值，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推动我们的管理人员，超越每个人的极限，将这样一种动机放在生产观点的核心位置。我们公司的管理层必须具有竞争性”。然而在他强行推进企业竞争机制的外表之下，他的内心世界却是异常敏感甚至脆弱的。公司副总裁指令他调查一位工厂领导，而当他发现公司上层的前纳粹党背景时，他的精神世界崩溃了。

影片的场面调度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西蒙濒临坍塌状态的内外缘由。在片头字幕段落的横移长镜头中，连续展示着灰色墙面上一个又一个数字。这些数码所代表的是一个个的个体，个体的职员，个体的工人……影片以此方式迅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人，进而是个体的人被数字化、数据化和客体化的被监控世界。接下来，在企业的午餐会、洗手间、夜店中，导演用相对狭窄的中景突出空间的拥挤。主人公永远处在高密度的人群中，却让人感到极度疏离、寒意透骨。夜店的昏暗夹杂着刺眼的灯光，拥抱热舞的人们宣泄着躯体的欲望，只是增加了乐极生悲的空虚与绝望。

虽然西蒙的饰演者、著名演员兼导演马蒂厄·阿马尔里克不能接受对影片“政治介入电影”的定位，却也在首映后意识到观众几乎从身体中感受到影片所提“人的问题”的强大力量。而批评者则在等待这部影片完成导演的三部曲：《贱民》（Paria，2000）、《创伤》（La Blessure，2005）和《人性问题》。

在这个表现当代生活的三部曲里，始终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政治与美学目标。创作者拍摄人的身体，将其作为一种生命经验、厚度、载体和深渊来观察。这是关于艰难时世的三部曲，现代性的三部曲。⁸

这个“现代性三部曲”是导演克洛茨与伊莎贝特·贝尔瑟瓦尔（Élisabeth Perceval）联合编剧的，其创作历时近10年。对他们来说，影片的政治介入性，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介入呢？它显然不是国家政治事件和政治格局的揭示，而是一种当下社会的描述与剖析。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社会化的政治影片，是通过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对政治危机的隐喻。克洛茨的目光投向了先锋派和古典电影，对他而言，那是一种通过敏感性和形式创造让时代显影的方法。

我觉得电影让我投身其中的原因，是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所处的位置，那时电影、电影人，还有电影技术，向我们展示出世界正在演变形成的样子。弗利茨·朗在德国拍摄的影片对我影响尤为巨大。我看到朗如何以既是传奇又是记录的方式，在电影胶片上捕获那个时代的症候，那是个纳粹主义正在上升的时代。我认为电影是用来提出一种美学挑战的，同等地涉及我们的敏感性和看待世界的眼光。我们的“三部曲”是由此推动的，我跟伊莎贝特意识到，这三部影片从90年代末开始拍摄，到2007年结束创作，它确实回应了正在发生的当下现实。意识到这种当代性联系着历史，宽泛概念上的历史。这是充满了吸血鬼，充满了鬼魂的历史，它始终是由记忆展现和承载的。而记忆不仅属于过去，它就在此处，运转不休。⁹

导演在此明示了当下现实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历史记忆在当下现实中沉淀，又随当下现实而涌动。这里所说的历史记忆，明确指涉纳粹主义；而所谓的当下现实，则是一个经济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那么影片作者的问题或者可以总结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利益追逐压倒一切的时代，一个物质主义欲望置换爱的寻求的时代，一个个体自由的表象下只有绝对孤独的时代，是否恰好是一种纳粹主义的土壤呢？“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¹⁰，汉娜·阿伦特如是说。“现代性三部曲”创作于雅克·希拉克的整个执政时期（1995—2007），尤其是第二任期（2002—2007）。而在这个时期，法国政治总体上的右翼化，尤其是极右翼的兴起，使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2002年，随着民粹主义及种族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领导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以4,804,772票（占总票数16.86%）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共和的危机”上升到顶点。这一令法国左翼和中右翼感到震惊的政治现实，虽然在短时间内形成了抵抗极右翼的合力，使中右翼的希拉克以82.21%的选民比高票连任总统，却并未真正削减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不仅“国民阵线”（后重组为“国民联盟”，Rassamblement national）成为法国政坛持久在场的极右翼政治力量，并且中右翼和左翼对法国社会的改革进退维谷，使第五共和国的前景更为晦暗不明。《人性问题》等三部曲就是对这种晦暗不明的深度探索，并试图发现其中最危险的黑洞。

在知识界产生热烈共鸣的同时，《人性问题》在商业上是失利的。影片预算2,266,945欧元，在法国的累计观众人次只有113,585，在西班牙为13,476人次，最终只收回了30%的成本。必须首先说明的是，这个回收率对法国艺术电影而言是常态。其次，大量普通观众面对它缓慢的节奏、沉重的气质和极为苦涩的人生感受很难不裹足不前。最终，大众在影片面前的逃避，作为一种症候提示出，作者对纳粹主义沉渣泛起的警示在大众中被漠视；他对以物质利益为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反思，不被公众中的大多数认可——这一体系将不会停止，反而会进一步延伸和升级。《人性问题》的艺术成功和商业失败，同时对应着萨科齐时代的到来及其航向。

五年之后，法兰西方舟驶向了何方？

比利时导演卢卡·贝尔沃（Lucas Belvaux）的法国影片《38个证人》（38 témoins，2012）开始于海上航船的壮丽景观。字幕段落的12个镜头，从各种不同景别和角度展现了一艘乘风破浪的货船，它在夕阳中被牵引入勒阿弗尔（Le Havre）辽阔的港口。这个集奇观、象征与叙事于一体的巨轮场景自然过渡到宁静的勒阿弗尔之夜，并最终进入一所公寓的入口：俯瞰全景镜头中，一个姑娘的尸体倒在清冷的夜光下，她的身后是两行血迹！这个静止镜头如同导演在迫使我们凝视：这个寂然无声的谋杀现场，不仅仅位于法国一座公寓的内部，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一个至暗的角落。如片名所昭示的，这次谋杀有38位见证人，他们在整整一个小时里对姑娘持续的惨叫声充耳不闻，并试图否认自己的记忆。《38个证人》与《人性问题》有着同样自觉的政治介入意识，但这是一次更为伦理化的追问：我们还有基本的人类良知和勇气吗？

△ 电影《38个证人》剧照

卢卡·贝尔沃1993年开始导演影片，以叙事彼此交织的三部曲《一对了不起的夫妻》（Un Couple épatant）、《逃亡》（Cavale）、《生活之后》（Après la vie）闻名。《38个证人》是他第八部影片，被认为“趋向于雷乃和考里斯马基”11。如同克洛茨一样，贝尔沃也是20世纪30至50年代影片的爱好者，弗利茨·朗的精神门徒，他也醉心于约翰·福特《愤怒的葡萄》这样关于正义与道德命题的影片。《38个证人》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贝尔沃希望它起码可以对观众看问题的方式产生影响。影片改编自迪迪埃·德库安（Didier Decoin）的小说《女人们是这样死的吗？》（Est-ce ainsi que les femmes meurent, 2009），小说本身则取材于28岁的姬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真实事件，1964年3月13日她在纽约她的公寓楼外被谋杀。但影片把故事置于当下的法国，并为谋杀事件选择了极具象征性的地点：巴黎街／法国终点站沿河大道，而影片制作乃至上映的语境，更使其伦理表述产生了历史意义。

2011年，与影片的拍摄平行，法国展开了为期半年针对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空中打击。鲜见的是，这次法国萨科齐政府替代美国奥巴马政府成为整个北约军事行动的领导者。国际社会的介入理应是政治性的，而且这种政治介入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即使具备所有对卡扎菲政府的负面评估，萨科齐决策的军事行动也仍然是对一个独立国家的军事侵犯，进而是一次为寻求总统连任进行的机会主义政治博弈。然而，萨科齐政府的军事行动在不完全民调中获得了高达70%的支持率。值得重视的是，左翼公众通常是反霸权主义反战争的，但这次不少左翼人士出于激烈的反独裁人道主义情绪，其开战呼吁丝毫不亚于右翼。作为一个醒目而少见的反战姿态，2011年5月，利比亚军事冲突正酣时，当年曾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担任辩护律师的反殖民主义斗士雅克·维尔日（Jacques Vergès）与法国密特朗时代的前外交部长罗兰·杜马斯（Roland Dumas）走访利比亚，接受在空袭中被炸的家庭对北约军事行动的控诉。而更多的知识分子（暂且勿论左右），不是保持了沉默，就是其批评话语被边缘化而归于沉默。《38个证人》产生于这个语境，影片中这个面对暴力而选择逃避的时刻，这个惨叫与沉默同在的时刻，这个良知底线遭遇自我追问的时刻，极为政治性地与影片置身的历史产生了相互书写关系。

如果说，面对暴行的逃避与沉默，在影片拍摄时可能获得两种联想性读解（应不再沉默而打击卡扎菲政府／应不再沉默而控诉北约的军事行动），在影片上映时，则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半年残酷的拉锯战，北约已经获胜。但在最低限度上，萨科齐却并未因这场战争而赢得更多的支持，相反使更多公众睁开双眼，做出了新的政治抉择。影片伦理质询的政治效应，更大程度倾向于对萨科齐政府军事干预的否定，从而使这次军事行动服务于连任竞选的投机主义政治策略趋于失败。就此而言，影片的上映，虽然票房平平（在法国上座率为270,549人次），却仍然在对观众的警醒中参与推进了萨科齐时代的终结。

然而困境仍在。虽然20世纪80年代法国左翼政治堪称当代法国的黄金时代，但又潜伏了政治经济和民众意识形态中的一系列隐忧。在社会发展趋于饱和，经济增长停滞，而民众物质与文化需求不减的情况下，经济模式如何运行？大资产阶级和中小型产业，谁应该为经济增长和民众福利买单？在需要为社会的整体发展做出某种让步时，谁能成为“退一步”的一人？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何种意识形态能与“个人主义”旗鼓相当？公民中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如何取得平衡才能在困境中真正有益于公众与个体的共同发展？

如果无法清晰解答这些问题，或者有明确答案却无力施政，政治变革只能付诸东流。萨科齐时代之后，左翼再次执政，并试图进一步强化高收入高税收的经济政策，最终无功而返。同一语境中，中右翼经济改革何尝不是事倍功半？青年总统马克龙曾引用邓小平关于“白猫黑猫”的名言，显示出他力图突破左右翼政治对垒和无效消耗的愿望，但举步维艰。

政治电影的社会化和伦理化，固然出自作者的风格和表达特征，缘于艺术延展中的求新求变意识，但政治介入的艰难甚至无效，未尝不是这种演替现象的原因之一。因此，在现实政治中能成为有效话语的“身份政治”命题，成为政治电影的显学也就理所当然了。辩证地说，这也是电影人不断变换角度以期介入现实的实践方式。

那么，是什么身份政治？是不同身份的持续对抗，还是积极寻求差异身份之间相互倾听、彼此扶助、共同寻找出路的可能？这个问题看似与上述政治经济学问题毫不相关，实则相互指涉。

现在，让我们回到凯撒奖的波兰斯基事件。这场离席抗议中的阿黛尔·哈内尔在塞纳-圣但尼省的小镇蒙特勒伊长大，一个充满左翼气息的艺术社区。12岁时拍摄克里斯托夫·鲁吉亚的电影《恶魔的孩子》，自此之后，她饰演了许多富于力量感的女性角色，多次入围凯撒奖。导演席安玛，毕业于深具“战斗”传统的南泰尔大学，是法国电影专业人士组建的“Collectif 50/50”发起的倡议者，主张到2020年实现电影从业人士的性别均等。作为公开身份的女同性恋艺术家，席安玛的创作倾注于女性对自身身份认同过程的阵痛，以及女性之间的深邃关系。

△ 电影《恶魔的孩子》剧照

2014年，哈内尔在凯撒奖颁奖典礼上公开承认自己与席安玛的爱情关系；2019年，她对鲁吉亚提出性骚扰指控，指出自己曾在拍摄《恶魔的孩子》时被鲁吉亚性骚扰长达三年。作为一位女性主义者、法国“Me Too”运动的代表人物，哈内尔出演席安玛《燃烧女子的肖像》，不仅重述了被历史遮蔽的女同性恋记忆，并且重申，保有这份爱的记忆就是她们生命最内在的权利。

在《燃烧女子的肖像》对面，波兰斯基的《我控诉》是对德雷福斯案和反犹主义历史的重述，波兰斯基的犹太人身份再次成为表达的出发点。我们相信哈内尔和席安玛的挑战是基于可以确认的性侵事实。同时批判不以仇恨为目的，尤其就艺术而言，爱是针对暴力最持久的反抗。这两种身份的记忆重写，不应演变为一次身份政治的文化冲突。

我们需要不断增进对身份政治的认识。德裔法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r）对“艰涩的身份”做了概念、历史和现状分析，他既发现身份界定的模糊易变，又意识到当今世界因经济落差、政治选择、意形态分别、历史记忆和个体经验使身份问题越来越尖锐、身份冲突越来越强烈的现实。他最终的结论是不执两端、而得其中的。

融入自由要求全方位限定自由，从而促成一种表率生活，即一种持续参与型的生活。它凭借着对自我的真正规范，得益于同时还原并释放个人身份的努力，同步于对他者身份的认知：它亦伴随着最必要的道德品质实践，即尊重。这并不是面对强者的卑微式敬畏，而更是对于弱者的尊重，特别包括我们能够向其施加影响的那些弱者。如果没有对基于其他属性的他者身份的尊重，我们又何谈公正和互助共济呢？¹²

而电影人呢？中年的阿尔诺·德帕拉欣在投入精神修复的艰辛工作，这种修复注目于个体，又映射出我们的世界。

我们需要努力完成一个漫长的任务：思考，写诗，听音乐，向我们的周边伸出双手，倾听世界的喧嚣……等待至少十年！当我们面对的，是甚至不能修复的苦难时，怎么办呢？去发现每个人生命中的尊严和灵魂……¹³

面对严酷的现实，这话语或许是理想主义的。而艰涩的现实不正是真实理想的生长之地吗？

注释

1 Virginie Despentes. Césars:《Désormais on se lève et on se barre》.

https://www.liberation.fr/debats/2020/03/01/cesars-desormais-on-se-leve-et-on-se-barre_1780212/?outputType=amp.2021-09-10. 所有法文引文，未注出译者的，均为徐枫译。

2 Claire Denis.“Les gens ont voté, ils ont trouvé le film de Polanski mieux mis en scène que les autres, voilà, c’est les César”. https://www.allocine.fr/article/fichearticle_gen_carticle=18688308. html, 2021-09-10.

3 http://www.jpbox-office.com/index.php , 2021-09-12.［本文中所有投资与市场数据，都来自此网站。］

4 Clarisse Fabre.Cannes 2021: avec《Titane》, Julia Ducournau nous enflamme.https://www.lemonde.fr/culture/article/2021/07/14/cannes-2021-avec-titane-juliaducournau-nous-enflamme_6088242_3246.html, 2021-09-15.

5 Guillemette Odicino et Cécile Mury . Cannes 2021 : “Titane”, de Julia Ducournau, mise en scène virtuose ou esbroufe indigeste? .

https://www.telerama.fr/cinema/cannes-2021-titane-de-julia-ducournau-mise-en-scene-virtuose-ou-esbroufeindigeste-6926769.php, 2021-09-15.

6 Arnaud Desplechin, 2021年9月16日与徐枫通信, 2021-09-16.

7 Maurice Agulhon,André Nouschi, Ralph Schor.La France de 1940 à nos jours. Paris: Armand Colin, 2005.286.

8 La Question Humaine de Nicolas Klot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iu6Az9xk8, 2021-09-15.

9 La Question Humaine de Nicolas Klot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iu6Az9xk8, 2021-09-15．

10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478.

11 Anouk Brissac.38 Témoins.

https://fr.wikipedia.org/wiki/38_t%C3%A9moins,2021-09-18.

12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0—91．（引用时对译文略有调整）

13 Arnaud Desplechin, 2018年7月24日/2019年8月25日与徐枫通信, 2021-09-20.

《电影艺术》微店

扫码订阅

阅读 2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