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受害人拒绝受害者有罪论

工作之后开始接触各类对抗性案件，我时刻谨记“目光在事实和法律之间来回穿梭”，像解方程式一样拆解每个案件，在异议和无效申请中推翻近似标识，在诉讼里论证技术独创性，尝试用一切能搜集到的证据填补逻辑裂缝，或许是被浩如烟海多如牛毛的案件所淹没，整日疲于赶due，又或许是真的麻木了，我再也不似读书写论文抓破脑袋只为发掘几分制度的结构性缺陷那般狂热，而是沦为整日将目光局限于案头文书和证据材料之中的诡辩机器。

某天snr在开完庭后问我，如果你是对方代理人，会怎么给对方辩护？我沉默。或许也是今晚走出影院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让法律人引以为傲的理性主义似乎正演变成为某种程序暴力，它要求受害者的记忆必须如监控录像般精确连贯，却纵容施暴者以记忆模糊为盾牌，执着于将身体创伤装订成页码整齐的证据材料，却对职场中如空气般存在的性别偏见视而不见。更为吊诡的是，文学角色的人格权都能被庄严守护，现实中的女性却要在举证时将自己的生命经验拆解成零散的“待证事实”，接受对方律师对叙事完整性的程序性质疑。这合理吗？

系统性割裂暴露出更深层次的悖论：当法律程序将结构性暴力简化为个别证据瑕疵，制度性歧视被技术性分解成若干待补强的证明环节，我们捍卫的究竟是个案正义，还是司法系统自我复制的程序闭环？那些无法被量化为赔偿金额的尊严损耗，难以具象为书证的日常冒犯，正成为现代女性生存的隐形税负。这座本应守护公平的天平，是否正在用精密的技术理性，将某些群体的痛苦永远固定在“合理怀疑”的刻度之下？

初步举证女性力量不完美受害人拒绝受害者有罪论我的观影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