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卫所的四类田产和屯田私有化可...
- 杜车别赫
- 2025-05-15 22:24:49
明代卫所的四类田产和屯田私有化
可以明确一点，明代屯兵完全可以拥有私人田产，也即产权完全归属私家所有，可以雇平民佃种，也可无须经任何批准，就自由买卖田产。这当然是欧洲定义的农奴，所不允许的。
在明代，和军户产生关系的田产有四类。第一类是卫所军户自行购买所得民田，第二类是卫所屯兵和其家属在军屯之外垦荒所得田地，第三是原籍军户名下，祖军遗留供给军役的田产，第四是各地卫所指派给屯兵耕种的军屯田地。
这其中第一类，军户买民田属完全意义上的私有田产，在占有权、使用权上和民户私有田地没有区别，甚至因为身份便利，导致逃税更易，赋役负担更小。
第二类垦荒余地，绝大部分情况也属于军户私有田产，税收和民田一样，甚至更小，可自由买卖。
第三类原籍军田，对明初第一代军户（祖军）而言也是私人田产，但随着卫所军户和原籍军户分离，军户内部人口繁衍，这些田产逐渐演变成家族集体所有制的财产。明廷为保证对在役卫所军丁的物质供应，在弘治时期对这部分田产的自由转卖做了限制。尽管此时，连军屯耕地都在自由转卖，明廷也无法干预。这些限制只是纸面空文，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第四类的军屯田地，名义属于公有田地，屯田军丁从性质上属于公有耕地的佃农。
农户（军户）上交固定份额或指定数量的粮食给国家，剩下的就归农户（军户）自己所有。多产多得，如果产量比规定数额还少，就要自行赔偿。
一个屯兵被分配给的耕地亩数被称为一分，应该上缴的粮食数额称为屯田子粒。
在朱元璋洪武时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
有些地方，朱元璋为体恤屯兵，规定上缴数额和民田一样，甚至没有，劳动收入可以全部归屯兵所有。
洪武三年，官员申请对太原朔州等第卫所屯田兵征税，凡是农具、耕牛、种子都是国家提供的，征收百分之五十的田租，如果自己准备耕牛和种子的，征收40%。朱元璋却否决了这个提议，命令不要征税：
“省臣言太原、朔州等卫所屯田士卒，官给牛种者请十税其五，自具牛种者税其四 ，上曰边军劳苦能自给足矣，犹欲取其税乎，勿徵。”
洪武二十年，陕西都司又报告西安府临潼县等地的屯兵，上缴的税粮比民田赋税多，希望能减免。朱元璋同意，下令征收税粮改成和民田一样“税粮与民田等” 。
总之地区不同，屯兵需要上交的屯田子粒数额也不同，朱元璋时期并不存在全国统一的明确规定。
至于每一分地的亩数，北方地区亩产量少、荒地多，每个屯兵对应的一分耕地亩数就多，一般是五十亩或一百亩。南方耕地产量高，荒地少，一分对应的亩数也就少，一般是十多亩到三十亩不等。
到了朱棣时期，对军屯应该缴纳的田租才有了制度化规定。
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始定科则”，规定军田一分，纳余粮十二石，供给本卫官军俸粮。同时屯田兵自己消费的十二石称为正粮，也需要上交仓库。
到永乐二十年，为体恤减轻屯兵负担，下令需要上交国家使用的余粮减半 。
到明仁宗的洪熙元年，把余粮减半的规定制度化。
到了明英宗登基，屯田兵自己消费的正粮十二石，也索性不需要上交仓库盘查了。屯田兵需要上交的粮食就只有每分地六石。若按一分地一百亩计，也就是每亩六升。如果是南方一分地二十亩计算，就是每亩缴纳三斗。
再明代的耕地国有和私有并行的双轨制下，卫所屯兵很容易把军屯田地转卖掉，国有耕地大量流失，法不责众，明廷难以一一查核追究。最后不得不默认国有屯田私有化的现实。
接下来逐一介绍这四类田地。
第一类，卫所军户购买民田
隆庆时靳学颜在《讲求财用疏》中说：“人有恒言军强民弱，谓夫正屯之外，又兼余地，余地之外，又买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能得制。比夫民之输筋膂，竭筐箧，终岁而办官，捐亲戚，去墓坟，随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
这说的就是军丁比起一般平民占据田产更有优势 。正屯和余地分属上述军丁田产的第四类和第二类，下文另说，军丁和其家属买民田，无须承担民田本来对应的徭役，地方官也无法控制。
其实这问题由来已久，按照张金奎、于志嘉等学者的论述，这里简单梳理一下。
在洪武至宣德年间就已经出现军丁家属购买民田，却又不承担军民两方面的义务：
“四川成都前等卫，雅州等千户所旗军，自洪武间从军，子孙多有不知乡贯者，亦有原籍无户名者。今但正军、余丁一二人在营，其余老幼有五七人至二三十人者，各置田庄，散处他所，军民粮差俱不应办，乞行四川都司及抚民官勘实，就令各于所在有司附籍，办纳粮差，听继军役，庶丁粮增益，版籍清明。”
这里官员的建议是，购买民间田产的军丁家属，就让他们附籍在地方民政系统内，承担民田对应的赋税和徭役，需要继承军役时，再提调相应人员去服役。
明廷也批准了这个建议。
设想总是好的，实际又是另一回事。
这等于在制度上开了方便之门，让军丁和其家属自由出入于军政和民政两个体系内。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于谦的报告里就生动地描绘了这样的情形：
“一家或三五人、十余人，止用三人寄籍有司，其余俱各隠蔽在家，不当差役。卫所拘役，执称寄籍有司；有司拘役，即称上册军伍。及至正军缺役，买嘱该管官吏，朦胧造册，原籍清勾，似此两相影射，籍贯不明，年久愈难查考。”
那些钻空子的卫所军户，大部分户内人丁都是两不管状态，卫所要管他们，他们说自己已经寄籍在地方州县民政系统里；地方要他们服徭役，他们说自己属于鍕队系统。时间长了，就更难查考。
当时正处土木堡事变之后，急需用人。于谦给出的办法是把附籍在地方州县的军卫人丁，全部拨回军卫管理， 除了所购置田地需要向地方缴纳相应粮草赋税之外，其他和地方上的管理关系解除。
但于谦的办法存在明显漏洞，交纳田地赋税也需要有人啊。那地方官吏找谁去要呢？
于是户部在景泰二年出台了补充规定，一是“各处人民，并军卫官旗人等，不许于附近别县置买田地作寄庄户，及诡立姓名，致陷里甲陪纳粮草”
第二是要各处寄籍人户从实申报人丁事产，“于户下注写原籍贯址，军民匠灶等户，及今收籍缘由，不许仍作寄籍”
第一条并不能解读成禁止卫所军丁购买民田，而只是说不能在别县购买田地作游离于地方管理之外的寄庄户，不承担交纳粮税，导致里甲赔纳。这和对民户规定是一致的
第二条则似乎对当时还处在寄籍状态的人户，让他们从今以后就直接纳入当地民户管理，不许仍旧作寄籍。这就是要把寄籍的军户人丁分出来改作民户的意思了
明英宗天顺年间又经历了几次政策摇摆，以及购置民田的军户人丁究竟是归地方官吏还是军卫管理，是否应该允许寄籍的争论。
到成化十八年，更定军卫附籍法，先是回顾了以往政策：
“更军卫附籍法，先是有例：凡军丁置买田产，许于有司寄编籍册，纳粮当差，后因敕御史清军，敕内开军丁有因附民籍两相影射，及军伍缺则，又发册原籍勾扰，宜查勘粮草仍于有司上纳人丁尽数发回原卫相兼操守。……”
最后敲定了卫所军丁家庭在地方有民田产业，允许保留一丁在地方附籍，其他人丁都拨回卫所管理：
“事下户部覆奏，宜再行十三布政司，并两直隶，凡有卫所之处附籍军丁，无粮草者尽发原卫当差。有则户留一丁应纳，丁老及有他故，仍于本卫取回一丁顶户，其无籍续报暨田地收除，俱如奏从之。”
这个政策其实还是对卫所军丁家庭的优惠。按这政策，不管卫所军丁购买了多少地方民田，名义却只要出一个人丁在地方接受管理，也就是只需要负担一丁的徭役。其他人丁仍旧算在卫所军事系统内。
甚至就连这，卫所军丁仍旧会设法逃免。
嘉靖四年正月官员奏疏里说：“各卫所官军舍余，占买民田，名曰寄庄，刍粮不输，遗累里甲，甚有田为己业，而粮遗原户，岁久人亡，则产去而粮存者往往皆是，乞敕有司亟为清理，官军置买民田者，令供赋役如民”
军丁买民田，却逃免民田对应的赋税徭役，这问题大概一直没很好解决。
到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冬至大祀，下的诏书里说：
“各处军卫所，官、舍、军余人等置买民田往往不肯纳粮当差，不服州县拘摄，致累粮里包赔者，抚按衙门并管粮等官明白榜谕，今后一体坐派粮差，不许抗拒，违者原买民田追夺入官。”
这个诏书应该停留在纸面。地方官员即便发现军丁购买民田又逃役，处分可能也就是让他们承担民田对应的赋税差役。而在实际中，还是让军户出一丁来承担民役。
福建，“长乐守御所富军，收买各图民田秋粮一百六十余石，诡将女口寄籍，计三十六户，躲在琴江都良善里长班下报做畸零。”
富军，就是有钱的军兵。不必奇怪，明代不少卫所士兵比直接管他们的军官更有钱，甚至出现军官向军兵借钱借物，没有及时还，被士兵辱骂殴打的情况。
这些富裕军丁，收买民田秋粮一百六十余石，这里或者是指购买的田产所交秋粮赋税一百六十石，抑或是这些田产直接的产粮为一百六十石。考虑有三十六户之多，可能以前者为是。
所谓女口寄籍，就是只用女性人口登记在地方民政管理的籍册内，这样就不必承担这些田地对应的徭役。
当地知县建议把这些买民田的军户名下余丁，都编入地方里甲，承担田地对应的差役。
知府觉得处理过重了，还是按照规定购买民田的卫所军户，每户出一余丁承担地方差役。
“莫若钦奉明诏，官舍军余，置买民田，一体坐派粮差，正军不许立籍外，止以余丁一名承户”
卫所军户买田，却逃避民田税役，这现象一直存在，所以靳学颜在《讲求财用疏》还是说：“又买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能得制”
可以明确一点，明代屯兵完全可以拥有私人田产，也即产权完全归属私家所有，可以雇平民佃种，也可无须经任何批准，就自由买卖田产。这当然是欧洲定义的农奴，所不允许的。
在明代，和军户产生关系的田产有四类。第一类是卫所军户自行购买所得民田，第二类是卫所屯兵和其家属在军屯之外垦荒所得田地，第三是原籍军户名下，祖军遗留供给军役的田产，第四是各地卫所指派给屯兵耕种的军屯田地。
这其中第一类，军户买民田属完全意义上的私有田产，在占有权、使用权上和民户私有田地没有区别，甚至因为身份便利，导致逃税更易，赋役负担更小。
第二类垦荒余地，绝大部分情况也属于军户私有田产，税收和民田一样，甚至更小，可自由买卖。
第三类原籍军田，对明初第一代军户（祖军）而言也是私人田产，但随着卫所军户和原籍军户分离，军户内部人口繁衍，这些田产逐渐演变成家族集体所有制的财产。明廷为保证对在役卫所军丁的物质供应，在弘治时期对这部分田产的自由转卖做了限制。尽管此时，连军屯耕地都在自由转卖，明廷也无法干预。这些限制只是纸面空文，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第四类的军屯田地，名义属于公有田地，屯田军丁从性质上属于公有耕地的佃农。
农户（军户）上交固定份额或指定数量的粮食给国家，剩下的就归农户（军户）自己所有。多产多得，如果产量比规定数额还少，就要自行赔偿。
一个屯兵被分配给的耕地亩数被称为一分，应该上缴的粮食数额称为屯田子粒。
在朱元璋洪武时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
有些地方，朱元璋为体恤屯兵，规定上缴数额和民田一样，甚至没有，劳动收入可以全部归屯兵所有。
洪武三年，官员申请对太原朔州等第卫所屯田兵征税，凡是农具、耕牛、种子都是国家提供的，征收百分之五十的田租，如果自己准备耕牛和种子的，征收40%。朱元璋却否决了这个提议，命令不要征税：
“省臣言太原、朔州等卫所屯田士卒，官给牛种者请十税其五，自具牛种者税其四 ，上曰边军劳苦能自给足矣，犹欲取其税乎，勿徵。”
洪武二十年，陕西都司又报告西安府临潼县等地的屯兵，上缴的税粮比民田赋税多，希望能减免。朱元璋同意，下令征收税粮改成和民田一样“税粮与民田等” 。
总之地区不同，屯兵需要上交的屯田子粒数额也不同，朱元璋时期并不存在全国统一的明确规定。
至于每一分地的亩数，北方地区亩产量少、荒地多，每个屯兵对应的一分耕地亩数就多，一般是五十亩或一百亩。南方耕地产量高，荒地少，一分对应的亩数也就少，一般是十多亩到三十亩不等。
到了朱棣时期，对军屯应该缴纳的田租才有了制度化规定。
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始定科则”，规定军田一分，纳余粮十二石，供给本卫官军俸粮。同时屯田兵自己消费的十二石称为正粮，也需要上交仓库。
到永乐二十年，为体恤减轻屯兵负担，下令需要上交国家使用的余粮减半 。
到明仁宗的洪熙元年，把余粮减半的规定制度化。
到了明英宗登基，屯田兵自己消费的正粮十二石，也索性不需要上交仓库盘查了。屯田兵需要上交的粮食就只有每分地六石。若按一分地一百亩计，也就是每亩六升。如果是南方一分地二十亩计算，就是每亩缴纳三斗。
再明代的耕地国有和私有并行的双轨制下，卫所屯兵很容易把军屯田地转卖掉，国有耕地大量流失，法不责众，明廷难以一一查核追究。最后不得不默认国有屯田私有化的现实。
接下来逐一介绍这四类田地。
第一类，卫所军户购买民田
隆庆时靳学颜在《讲求财用疏》中说：“人有恒言军强民弱，谓夫正屯之外，又兼余地，余地之外，又买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能得制。比夫民之输筋膂，竭筐箧，终岁而办官，捐亲戚，去墓坟，随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
这说的就是军丁比起一般平民占据田产更有优势 。正屯和余地分属上述军丁田产的第四类和第二类，下文另说，军丁和其家属买民田，无须承担民田本来对应的徭役，地方官也无法控制。
其实这问题由来已久，按照张金奎、于志嘉等学者的论述，这里简单梳理一下。
在洪武至宣德年间就已经出现军丁家属购买民田，却又不承担军民两方面的义务：
“四川成都前等卫，雅州等千户所旗军，自洪武间从军，子孙多有不知乡贯者，亦有原籍无户名者。今但正军、余丁一二人在营，其余老幼有五七人至二三十人者，各置田庄，散处他所，军民粮差俱不应办，乞行四川都司及抚民官勘实，就令各于所在有司附籍，办纳粮差，听继军役，庶丁粮增益，版籍清明。”
这里官员的建议是，购买民间田产的军丁家属，就让他们附籍在地方民政系统内，承担民田对应的赋税和徭役，需要继承军役时，再提调相应人员去服役。
明廷也批准了这个建议。
设想总是好的，实际又是另一回事。
这等于在制度上开了方便之门，让军丁和其家属自由出入于军政和民政两个体系内。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于谦的报告里就生动地描绘了这样的情形：
“一家或三五人、十余人，止用三人寄籍有司，其余俱各隠蔽在家，不当差役。卫所拘役，执称寄籍有司；有司拘役，即称上册军伍。及至正军缺役，买嘱该管官吏，朦胧造册，原籍清勾，似此两相影射，籍贯不明，年久愈难查考。”
那些钻空子的卫所军户，大部分户内人丁都是两不管状态，卫所要管他们，他们说自己已经寄籍在地方州县民政系统里；地方要他们服徭役，他们说自己属于鍕队系统。时间长了，就更难查考。
当时正处土木堡事变之后，急需用人。于谦给出的办法是把附籍在地方州县的军卫人丁，全部拨回军卫管理， 除了所购置田地需要向地方缴纳相应粮草赋税之外，其他和地方上的管理关系解除。
但于谦的办法存在明显漏洞，交纳田地赋税也需要有人啊。那地方官吏找谁去要呢？
于是户部在景泰二年出台了补充规定，一是“各处人民，并军卫官旗人等，不许于附近别县置买田地作寄庄户，及诡立姓名，致陷里甲陪纳粮草”
第二是要各处寄籍人户从实申报人丁事产，“于户下注写原籍贯址，军民匠灶等户，及今收籍缘由，不许仍作寄籍”
第一条并不能解读成禁止卫所军丁购买民田，而只是说不能在别县购买田地作游离于地方管理之外的寄庄户，不承担交纳粮税，导致里甲赔纳。这和对民户规定是一致的
第二条则似乎对当时还处在寄籍状态的人户，让他们从今以后就直接纳入当地民户管理，不许仍旧作寄籍。这就是要把寄籍的军户人丁分出来改作民户的意思了
明英宗天顺年间又经历了几次政策摇摆，以及购置民田的军户人丁究竟是归地方官吏还是军卫管理，是否应该允许寄籍的争论。
到成化十八年，更定军卫附籍法，先是回顾了以往政策：
“更军卫附籍法，先是有例：凡军丁置买田产，许于有司寄编籍册，纳粮当差，后因敕御史清军，敕内开军丁有因附民籍两相影射，及军伍缺则，又发册原籍勾扰，宜查勘粮草仍于有司上纳人丁尽数发回原卫相兼操守。……”
最后敲定了卫所军丁家庭在地方有民田产业，允许保留一丁在地方附籍，其他人丁都拨回卫所管理：
“事下户部覆奏，宜再行十三布政司，并两直隶，凡有卫所之处附籍军丁，无粮草者尽发原卫当差。有则户留一丁应纳，丁老及有他故，仍于本卫取回一丁顶户，其无籍续报暨田地收除，俱如奏从之。”
这个政策其实还是对卫所军丁家庭的优惠。按这政策，不管卫所军丁购买了多少地方民田，名义却只要出一个人丁在地方接受管理，也就是只需要负担一丁的徭役。其他人丁仍旧算在卫所军事系统内。
甚至就连这，卫所军丁仍旧会设法逃免。
嘉靖四年正月官员奏疏里说：“各卫所官军舍余，占买民田，名曰寄庄，刍粮不输，遗累里甲，甚有田为己业，而粮遗原户，岁久人亡，则产去而粮存者往往皆是，乞敕有司亟为清理，官军置买民田者，令供赋役如民”
军丁买民田，却逃免民田对应的赋税徭役，这问题大概一直没很好解决。
到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冬至大祀，下的诏书里说：
“各处军卫所，官、舍、军余人等置买民田往往不肯纳粮当差，不服州县拘摄，致累粮里包赔者，抚按衙门并管粮等官明白榜谕，今后一体坐派粮差，不许抗拒，违者原买民田追夺入官。”
这个诏书应该停留在纸面。地方官员即便发现军丁购买民田又逃役，处分可能也就是让他们承担民田对应的赋税差役。而在实际中，还是让军户出一丁来承担民役。
福建，“长乐守御所富军，收买各图民田秋粮一百六十余石，诡将女口寄籍，计三十六户，躲在琴江都良善里长班下报做畸零。”
富军，就是有钱的军兵。不必奇怪，明代不少卫所士兵比直接管他们的军官更有钱，甚至出现军官向军兵借钱借物，没有及时还，被士兵辱骂殴打的情况。
这些富裕军丁，收买民田秋粮一百六十余石，这里或者是指购买的田产所交秋粮赋税一百六十石，抑或是这些田产直接的产粮为一百六十石。考虑有三十六户之多，可能以前者为是。
所谓女口寄籍，就是只用女性人口登记在地方民政管理的籍册内，这样就不必承担这些田地对应的徭役。
当地知县建议把这些买民田的军户名下余丁，都编入地方里甲，承担田地对应的差役。
知府觉得处理过重了，还是按照规定购买民田的卫所军户，每户出一余丁承担地方差役。
“莫若钦奉明诏，官舍军余，置买民田，一体坐派粮差，正军不许立籍外，止以余丁一名承户”
卫所军户买田，却逃避民田税役，这现象一直存在，所以靳学颜在《讲求财用疏》还是说：“又买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能得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