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世界常把西班牙人花了800年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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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2-04 05:15:36
中文世界常把西班牙人花了800年赶走阿拉伯人的历史延伸名词，翻译为“收复失地运动”。而这个词的原词Reconquista，原义为“再征服”。
也就是说即便被绿教奴役近八百年，虔诚的天主教徒把他们赶出西班牙的动机。也不是认为脚下的土地本该是他们的，而是当做新的一次文明开拓。
相似的例子，还有日本北海道。很多国人也会误以为北海道是日本自古以来的领土，因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版图也理应与民族结构相似。
其实北海道的土著一直是阿伊努人，日本18世纪末才进行像样的统治，明治维新后大和民族才在北海道大规模迁徙繁衍。
很多国人看待历史的习惯，是长期忽略土地本身的中立性。不知道土地从来没有写上哪个民族的基因序列，也没有与哪个民族签订灵魂契约，从来没有天然该属于谁的说法。
同理，法语作为18-19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通用语言，很多人不加了解也会理所当然认为法语应该是法国最普及的语言。其实不然。法国直到20世纪前，本土都盛行几十种语言，说法语的人不占绝对多数（甚至法国小众语言的布列塔尼语的文学作品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是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三世的强行推广，历经上百年法语才在本土完全普及。
我们很多人，之所以看待民族语言和土地，想当然以为其等同于普及性和永久所有权。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的长期强势，塑造了我们看待历史的习惯。
我们在历史中强的太久了，很多事情变得理所当然。
从周朝初年分封诸国，到春秋战国，再到西汉初年郡国并行，等等。这些粗放的历史脉络，看似政权更迭资源整合的重复。其实每次时代大背景背后，都是我们的先民在开拓边界，在新的土地繁衍生息。
周朝初年分封天下，大量诸侯的封土其实并不是周王朝的势力范围，分封的诸侯更像是带着一点启动资金和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去陌生市场开拓分公司的人，分封晋齐燕三国时，其属地本就不被周朝统治，迁徙过去无异于安土建邦。春秋战国的战争频繁，不仅兼并诸国的土地，也在向外扩野千里，比如燕赵两国对北狄的征服。西汉也是，分封的长沙国等诸侯，在当时都是化外之地，设立诸侯也是新的开荒。
所以，我们历史里很多时候看似在内部斗争，其实也顺带将我们民族圈外围的土地一同纳入了内政。内部资源整合的激烈，使得我们内政系统进化得更成熟，更能在势力范围内推行政令。
从而把占据所有的资源土地，人口等都能进行内部消化。并且成百上千年都是我们自己人占优势，在土地分配上占主流。
可以说我们内政的成熟度和普及程度，等同于我们民族的扩张脚步。自然能把国家内部语言普及和土地所有权，当做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也本该是我们在世界里一项极为难得的成就。
可是呢，我们这项壮举到了宋朝时面临被腰斩，甚至被淹没的命运。
因为宋朝拓边能力不强，更无法把消化新土地当做内政项目。宋朝面临的问题是，汉文明本身的地位受到挑战。
举几个例子。
现在很多史学家都会把宋朝形容成华夏文明的顶点，陈寅恪就形容是造极之世。专家说的是有道理，宋朝达到的文明高度确实很高。可确实在国防西夏的前身党项人军事集团，本该是宋朝的家奴，是高度汉化的外族群体，类似于沙陀人。可在李元昊掌握大权后，屡次跳反，进攻宋朝。推行全面去汉化政策，自创语言民俗。这是第一次汉文明在外族人眼里失去吸引力。
宋朝在雍熙北伐失败后就失去了北伐灭辽的底气。相反不久后被辽国入侵，打出澶渊之盟。虽然经济上每年缴纳的岁币无足挂齿，可宋朝与辽国以“兄弟之国”相称的定位被制度性沿袭下来。这是第一次汉人天子在法度上承认外族统治者的合法性，剥离了天下独属汉人政权的主体性，也让汉人在“天命”的解释技巧越来越薄弱。
当时的宋朝所代表的汉文明，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上都受到严重挑战，地位岌岌可危。汉人对于自身语言文化和土地主张的强势性，严重动摇，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习惯。
到了靖康之耻，宋室向北称臣。到了蒙古攻破襄阳，南下灭宋。汉人第一次被外族进行系统性的全面统治。
可以说，如果蒙古的统治延续下去。汉民族的语言、领土主权等意识都会慢慢淡薄，最终变为历史的尘埃。
可是历史又在不到百年里给了我们新的机遇。
元末农民起义，杀出一个朱重八，最终取代元帝国，建立了明朝。
在明朝以前，如今的甘肃辽宁河朔等地。在中唐开始当地的人口结构就被外族占据，汉族人不再成为主流。
是明朝开设无数军户，在当地建立无数卫所，迁徙大量汉民入住，当地的统治才被稳定下来，才被重新汉化。
在明朝开国时，儒家的章服制度已经崩坏，伦理已经破坏。无数汉人开始穿色目人的衣服，遗弃汉人的习俗。
是朱元璋强行规定所有汉人必须恢复汉俗，重拾儒家的礼乐衣裳 。明朝的文化面貌才与以往政权没有很大差别。
在很多人的历史观看来，这些开荒，改俗等整合举措无非朝代更迭之际的必备流程。可是对于明朝那时期的汉人而言，却是一个极其浩大极其艰巨的社会工程。
因为那时候的汉人甚至已经被人为的分成了多个群体，什么都要重头再来。以前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已经“再越关山”的考验。
而要将明朝的事迹，放在世界上去比较和计算。那就是好比西班牙的再征服和法国的普及法语运动。这并非不是历史发展中理所当然的产物，而是千千万万人奋勇拼杀的结果。
推翻满清后，我们汉人又占了主流。建立新中国后，逐渐强盛。又开始恢复了我们宋朝以前的历史习惯，把很多人为争取的事物当做必备。其实无论语言，还是土地，能够普及和长期占据本身就是有付出血的代价。你见不到，是因为有人替你流过血了。
我们强得太早了太久了，以至于很多人忘了我们起初只是黄河边的小部落，扩张至人力所至的地理屏障，在人类世界是多么罕见的成就。
我们也忘了我们也只是人类群体中的一支，一样会岌岌可危，接近灭亡。扭转这样的衰势，并把我们的利益主张和文化再次延续下去，又要付出多少血泪。
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命运，不可能是迥异于时代的。所谓的时代气质，都是他们在当下处境的映射。我们作为后人，不是将些历史表象当做消遣，而是更应该为我们找到更好的出路。
也就是说即便被绿教奴役近八百年，虔诚的天主教徒把他们赶出西班牙的动机。也不是认为脚下的土地本该是他们的，而是当做新的一次文明开拓。
相似的例子，还有日本北海道。很多国人也会误以为北海道是日本自古以来的领土，因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版图也理应与民族结构相似。
其实北海道的土著一直是阿伊努人，日本18世纪末才进行像样的统治，明治维新后大和民族才在北海道大规模迁徙繁衍。
很多国人看待历史的习惯，是长期忽略土地本身的中立性。不知道土地从来没有写上哪个民族的基因序列，也没有与哪个民族签订灵魂契约，从来没有天然该属于谁的说法。
同理，法语作为18-19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通用语言，很多人不加了解也会理所当然认为法语应该是法国最普及的语言。其实不然。法国直到20世纪前，本土都盛行几十种语言，说法语的人不占绝对多数（甚至法国小众语言的布列塔尼语的文学作品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是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三世的强行推广，历经上百年法语才在本土完全普及。
我们很多人，之所以看待民族语言和土地，想当然以为其等同于普及性和永久所有权。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的长期强势，塑造了我们看待历史的习惯。
我们在历史中强的太久了，很多事情变得理所当然。
从周朝初年分封诸国，到春秋战国，再到西汉初年郡国并行，等等。这些粗放的历史脉络，看似政权更迭资源整合的重复。其实每次时代大背景背后，都是我们的先民在开拓边界，在新的土地繁衍生息。
周朝初年分封天下，大量诸侯的封土其实并不是周王朝的势力范围，分封的诸侯更像是带着一点启动资金和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去陌生市场开拓分公司的人，分封晋齐燕三国时，其属地本就不被周朝统治，迁徙过去无异于安土建邦。春秋战国的战争频繁，不仅兼并诸国的土地，也在向外扩野千里，比如燕赵两国对北狄的征服。西汉也是，分封的长沙国等诸侯，在当时都是化外之地，设立诸侯也是新的开荒。
所以，我们历史里很多时候看似在内部斗争，其实也顺带将我们民族圈外围的土地一同纳入了内政。内部资源整合的激烈，使得我们内政系统进化得更成熟，更能在势力范围内推行政令。
从而把占据所有的资源土地，人口等都能进行内部消化。并且成百上千年都是我们自己人占优势，在土地分配上占主流。
可以说我们内政的成熟度和普及程度，等同于我们民族的扩张脚步。自然能把国家内部语言普及和土地所有权，当做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也本该是我们在世界里一项极为难得的成就。
可是呢，我们这项壮举到了宋朝时面临被腰斩，甚至被淹没的命运。
因为宋朝拓边能力不强，更无法把消化新土地当做内政项目。宋朝面临的问题是，汉文明本身的地位受到挑战。
举几个例子。
现在很多史学家都会把宋朝形容成华夏文明的顶点，陈寅恪就形容是造极之世。专家说的是有道理，宋朝达到的文明高度确实很高。可确实在国防西夏的前身党项人军事集团，本该是宋朝的家奴，是高度汉化的外族群体，类似于沙陀人。可在李元昊掌握大权后，屡次跳反，进攻宋朝。推行全面去汉化政策，自创语言民俗。这是第一次汉文明在外族人眼里失去吸引力。
宋朝在雍熙北伐失败后就失去了北伐灭辽的底气。相反不久后被辽国入侵，打出澶渊之盟。虽然经济上每年缴纳的岁币无足挂齿，可宋朝与辽国以“兄弟之国”相称的定位被制度性沿袭下来。这是第一次汉人天子在法度上承认外族统治者的合法性，剥离了天下独属汉人政权的主体性，也让汉人在“天命”的解释技巧越来越薄弱。
当时的宋朝所代表的汉文明，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上都受到严重挑战，地位岌岌可危。汉人对于自身语言文化和土地主张的强势性，严重动摇，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习惯。
到了靖康之耻，宋室向北称臣。到了蒙古攻破襄阳，南下灭宋。汉人第一次被外族进行系统性的全面统治。
可以说，如果蒙古的统治延续下去。汉民族的语言、领土主权等意识都会慢慢淡薄，最终变为历史的尘埃。
可是历史又在不到百年里给了我们新的机遇。
元末农民起义，杀出一个朱重八，最终取代元帝国，建立了明朝。
在明朝以前，如今的甘肃辽宁河朔等地。在中唐开始当地的人口结构就被外族占据，汉族人不再成为主流。
是明朝开设无数军户，在当地建立无数卫所，迁徙大量汉民入住，当地的统治才被稳定下来，才被重新汉化。
在明朝开国时，儒家的章服制度已经崩坏，伦理已经破坏。无数汉人开始穿色目人的衣服，遗弃汉人的习俗。
是朱元璋强行规定所有汉人必须恢复汉俗，重拾儒家的礼乐衣裳 。明朝的文化面貌才与以往政权没有很大差别。
在很多人的历史观看来，这些开荒，改俗等整合举措无非朝代更迭之际的必备流程。可是对于明朝那时期的汉人而言，却是一个极其浩大极其艰巨的社会工程。
因为那时候的汉人甚至已经被人为的分成了多个群体，什么都要重头再来。以前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已经“再越关山”的考验。
而要将明朝的事迹，放在世界上去比较和计算。那就是好比西班牙的再征服和法国的普及法语运动。这并非不是历史发展中理所当然的产物，而是千千万万人奋勇拼杀的结果。
推翻满清后，我们汉人又占了主流。建立新中国后，逐渐强盛。又开始恢复了我们宋朝以前的历史习惯，把很多人为争取的事物当做必备。其实无论语言，还是土地，能够普及和长期占据本身就是有付出血的代价。你见不到，是因为有人替你流过血了。
我们强得太早了太久了，以至于很多人忘了我们起初只是黄河边的小部落，扩张至人力所至的地理屏障，在人类世界是多么罕见的成就。
我们也忘了我们也只是人类群体中的一支，一样会岌岌可危，接近灭亡。扭转这样的衰势，并把我们的利益主张和文化再次延续下去，又要付出多少血泪。
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命运，不可能是迥异于时代的。所谓的时代气质，都是他们在当下处境的映射。我们作为后人，不是将些历史表象当做消遣，而是更应该为我们找到更好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