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州史话# 西晋末年...
- 雍州节度使
- 2024-09-19 16:54:39
雍州史话 西晋末年，历经八王之乱等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斗争，帝国大厦将倾，汉魏以来不断入居塞内的南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外族趁乱占据中原建立政权。西晋洛阳、长安两京先后陷落，大量中原汉人南渡过江，迁居南方。
据史书记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
在这段惨烈的历史中，北方汉人被大量杀戮，晋朝的国防军队除了在八王之乱中自相残杀外，在抵御这些造反的五胡时也是毫无还手之力，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两京相继失陷，整个北方也全数沦为胡境。这不仅使人思考，秦汉时期威武的汉家军队此时去哪儿了？
汉武帝那句“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西域校尉陈汤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何等雄壮，何等豪情，怎么到了西晋末年，从秦汉到魏晋被汉人压制了四五百年的胡人突然就崛起了？而汉人突然就毫无还手之力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站在人类发展的宏观维度下梳理双方各自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动员能力（即国力）的强弱演化。
在中原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产力水平都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武器的锋利程度也不足以支撑双方爆发大规模战争，其政权与社会组织形态也在逐渐形成过程中，一言以蔽之，双方此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到了战国末期，中原自春秋时期就已产生的铁器逐渐普及，并通过贸易、政治交往等方式大量输入匈奴这一新兴游牧政权境内，加之冒顿单于时期匈奴的社会组织相较于之前及其周边游牧部落都相对严密，因此国力与军事实力领先于东边的东胡、西边的月氏、乌孙与城邦诸国。
而中原地区随着铁制农具与牛耕技术的日渐普及，其生产力水平大为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在面对游牧民族骑兵的侵扰方面，中原自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以来大力发展骑兵，尤其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原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统合全国的资源，又修筑长城守卫北境，压制匈奴。因此到秦朝时期，双方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秦末中原大乱，农民军、六国残余势力与秦军陷入缠斗，最终历经四年楚汉战争分出胜负，刘邦建立汉朝。初建的汉帝国受多年战争影响而人口锐减，加上实行分封制而受到地方势力的掣肘，中央朝廷能掌控的人口、土地、矿产、财富等资源有限，难以发动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受到匈奴的武力压制。
西汉初年，汉朝通过和亲互市换取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和平，广植农桑，积蓄国力，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大力发展骑兵与新战法，此时的汉军终于对匈奴有了较大的优势，不仅大量装备箭矢、铠甲等武器，还有充足的粮草保障，足以支撑对游牧民族发动大规模持续性战争。
相比之下，匈奴作为游牧政权，立足于草原地区，其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生产力水平依然停留在人类早期阶段的半自然经济，武器装备不如汉军，更没有充足的粮草，再加上其内部种族混杂，不仅有挛鞮氏等匈奴核心部族与东胡等黄种人部落，也有大量来自乌孙、塞种等白种人部落，各部落有较大的自主性。
因此在两汉、魏晋时期，匈奴在汉军的持续打击下遭到持续数百年的削弱，鲜卑、乌桓等东北民族、西域的城郭诸国与乌孙、康居等游牧政权都倒向汉朝，从西汉宣帝到东汉光武帝，匈奴政权内部多次分裂，南匈奴归附汉朝，沿长城放牧，为汉朝守边，北匈奴远遁漠北与西域，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与汉-南匈奴的剿杀下，人口与控制的地域不断减少，匈奴走向衰败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自东汉中期以来，在中原王朝宽松的民族政策下，胡人大量迁居塞内，南匈奴裹挟其自西域掠来的羯族等入居并州，鲜卑、乌桓诸部则南下沿长城分布，与汉朝的交往日渐密切，而西边的氐、羌等民族也在多次叛乱后被朝廷安置在关中陇西一带，其种落广泛分布于函谷关以西。
魏晋时期，虽然中原王朝进一步分化其原先的社会组织结构，比如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与汉人杂处，扣押呼厨泉单于于邺城，其目的便是要分化瓦解将这些异族吸收进汉人群体，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
然而到了西晋末年，中原王朝内部陷入了空前动乱，五胡之中的南匈奴率先起事，想趁此机会重建政权，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想回到相对蛮荒的塞外草原了，而是要以“汉家外甥”自居，打着“恢复汉朝”的旗号，在中原农耕地区重建匈奴帝国。紧接着，鲜卑、羯、氐、羌诸部也趁乱割据，甚至都想统一北方，成就帝业。
为什么此时的五胡有这种雄心与实力呢？首先是因为随着五胡入居塞内，吸收中原各方面先进文化，其眼界更加开阔，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加上中原社会阶级固化，社会底层生活贫苦，寒门子弟上升无望，便只好投靠这些异族集团。
有了群众基础与技术支持，这些松散的部族摇身一变成为了装备大量甲具、阵容严整、组织严密、能提供稳定粮草供应的封建国家正规军队，与当初在草原上挣扎求活的祖先已经截然不同，因此在面对西晋散统于诸王又历经八王之乱后的残兵时显得游刃有余，节节胜利，加之游牧民族的本性尚未完全退却，在没有礼法教化的约束下往往干出许多残暴之事（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再赘述）。
换句话说，十六国初期的这些胡人在生产力水平上已经通过汉化强化了自身，但在民族认同上依然自视为胡人。而到了两百年后的北魏孝文帝时期，历经百余年的汉化与融合，五胡对“胡”的记忆逐渐模糊，“胡”“汉”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北方社会的民族矛盾逐渐转化为阶级矛盾，完成了一次从对抗到打破再到融合的社会内化进程。
据史书记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
在这段惨烈的历史中，北方汉人被大量杀戮，晋朝的国防军队除了在八王之乱中自相残杀外，在抵御这些造反的五胡时也是毫无还手之力，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两京相继失陷，整个北方也全数沦为胡境。这不仅使人思考，秦汉时期威武的汉家军队此时去哪儿了？
汉武帝那句“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西域校尉陈汤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何等雄壮，何等豪情，怎么到了西晋末年，从秦汉到魏晋被汉人压制了四五百年的胡人突然就崛起了？而汉人突然就毫无还手之力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站在人类发展的宏观维度下梳理双方各自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动员能力（即国力）的强弱演化。
在中原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产力水平都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武器的锋利程度也不足以支撑双方爆发大规模战争，其政权与社会组织形态也在逐渐形成过程中，一言以蔽之，双方此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到了战国末期，中原自春秋时期就已产生的铁器逐渐普及，并通过贸易、政治交往等方式大量输入匈奴这一新兴游牧政权境内，加之冒顿单于时期匈奴的社会组织相较于之前及其周边游牧部落都相对严密，因此国力与军事实力领先于东边的东胡、西边的月氏、乌孙与城邦诸国。
而中原地区随着铁制农具与牛耕技术的日渐普及，其生产力水平大为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在面对游牧民族骑兵的侵扰方面，中原自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以来大力发展骑兵，尤其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原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统合全国的资源，又修筑长城守卫北境，压制匈奴。因此到秦朝时期，双方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秦末中原大乱，农民军、六国残余势力与秦军陷入缠斗，最终历经四年楚汉战争分出胜负，刘邦建立汉朝。初建的汉帝国受多年战争影响而人口锐减，加上实行分封制而受到地方势力的掣肘，中央朝廷能掌控的人口、土地、矿产、财富等资源有限，难以发动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受到匈奴的武力压制。
西汉初年，汉朝通过和亲互市换取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和平，广植农桑，积蓄国力，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大力发展骑兵与新战法，此时的汉军终于对匈奴有了较大的优势，不仅大量装备箭矢、铠甲等武器，还有充足的粮草保障，足以支撑对游牧民族发动大规模持续性战争。
相比之下，匈奴作为游牧政权，立足于草原地区，其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生产力水平依然停留在人类早期阶段的半自然经济，武器装备不如汉军，更没有充足的粮草，再加上其内部种族混杂，不仅有挛鞮氏等匈奴核心部族与东胡等黄种人部落，也有大量来自乌孙、塞种等白种人部落，各部落有较大的自主性。
因此在两汉、魏晋时期，匈奴在汉军的持续打击下遭到持续数百年的削弱，鲜卑、乌桓等东北民族、西域的城郭诸国与乌孙、康居等游牧政权都倒向汉朝，从西汉宣帝到东汉光武帝，匈奴政权内部多次分裂，南匈奴归附汉朝，沿长城放牧，为汉朝守边，北匈奴远遁漠北与西域，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与汉-南匈奴的剿杀下，人口与控制的地域不断减少，匈奴走向衰败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自东汉中期以来，在中原王朝宽松的民族政策下，胡人大量迁居塞内，南匈奴裹挟其自西域掠来的羯族等入居并州，鲜卑、乌桓诸部则南下沿长城分布，与汉朝的交往日渐密切，而西边的氐、羌等民族也在多次叛乱后被朝廷安置在关中陇西一带，其种落广泛分布于函谷关以西。
魏晋时期，虽然中原王朝进一步分化其原先的社会组织结构，比如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与汉人杂处，扣押呼厨泉单于于邺城，其目的便是要分化瓦解将这些异族吸收进汉人群体，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
然而到了西晋末年，中原王朝内部陷入了空前动乱，五胡之中的南匈奴率先起事，想趁此机会重建政权，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想回到相对蛮荒的塞外草原了，而是要以“汉家外甥”自居，打着“恢复汉朝”的旗号，在中原农耕地区重建匈奴帝国。紧接着，鲜卑、羯、氐、羌诸部也趁乱割据，甚至都想统一北方，成就帝业。
为什么此时的五胡有这种雄心与实力呢？首先是因为随着五胡入居塞内，吸收中原各方面先进文化，其眼界更加开阔，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加上中原社会阶级固化，社会底层生活贫苦，寒门子弟上升无望，便只好投靠这些异族集团。
有了群众基础与技术支持，这些松散的部族摇身一变成为了装备大量甲具、阵容严整、组织严密、能提供稳定粮草供应的封建国家正规军队，与当初在草原上挣扎求活的祖先已经截然不同，因此在面对西晋散统于诸王又历经八王之乱后的残兵时显得游刃有余，节节胜利，加之游牧民族的本性尚未完全退却，在没有礼法教化的约束下往往干出许多残暴之事（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再赘述）。
换句话说，十六国初期的这些胡人在生产力水平上已经通过汉化强化了自身，但在民族认同上依然自视为胡人。而到了两百年后的北魏孝文帝时期，历经百余年的汉化与融合，五胡对“胡”的记忆逐渐模糊，“胡”“汉”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北方社会的民族矛盾逐渐转化为阶级矛盾，完成了一次从对抗到打破再到融合的社会内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