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出土文物
- 馒头_控
- 2023-01-31 03:47:00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 银盒(D2)
通高12.1、盖径14.3、腹径14.8、口径13、圈足径6.9、圈足高1.8厘米。器重572.6克，器腹腐蚀穿孔；器盖完好，重243.8克。
@南越王博物院 藏
出土与主棺室棺椁的“足箱”内。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面隆圆，顶部有两圈凹线弦纹，构成一圈宽带。盖的外周为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腹部自口沿以下亦有同样的凸纹。纹样是用模子压着锤揲而成，每个蒜头形外凸内凹。器身有子口，微内敛，底部亦微向里凹入。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谷粒样凸起，因系錾刻而出，故内壁相对部位光平。全盒仅这匝穗状纹带表面有鎏金，极薄，为我国发现的汉代及其以前的鎏金器所未见。盒盖顶部宽带纹外侧分立3个如银锭形的小凸榫，凸榫上分别刻有“|”、“||”、“|||”的记号。凸榫是后加的，用银焊接固定。器底附加铜圈足座。座鎏金，锈蚀严重，仅存约2/3，与器身脱离。圈足座与器底之接合方法颇为特异：先在银盒外底的正中间，用银焊固定一个圆柱状的凸榫，铜圈足另铸，圈足内塞入1块木板（尚有朽木），板中凿1个小孔，把盒底焊接的小凸榫插入孔中，借此把铜圈足固定。后加的钮和圈足座表明，此盒是依照中国汉代盒形盖上有钮饰，器底附圈足的特点设计的。盖面上用银焊的3个凸榫，应是套入3 个主体为羊或熊的钮座。钮上刻有编码，当是便于安装钮饰时对号入座。盖面两处刻有铭文：在刻写编码“‖”的钮座处刻有“名曰百卌一”，在刻写编码“|”的钮座旁有“一斤四两右游一私官容三升大半☐”，“半”字之后的文字已为焊接钮座时熔流的银液所覆盖。器底原有刻铭，附加铜圈足时被磨蚀一部分，残存三处，分别为：“之三”、“私官容 （以下刮去）”、“ 名曰（以下刮去）”。因锈蚀，器腹近底处约有1/2已出现大小穿孔，部分被压坏向里凹人。
此银盒从造型到纹饰都与中国的汉代及其以前的金属器皿的风格迥异，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与之相类似的标本。又据上表分析，这盒的本体所含的金和铜都是微量的，但盖上后来焊接上去的钮，其中金和铜的含量比本体的要大2~3倍，表明两种银的质地差异很大；而西耳室所出的银锭，其中的金和铜的含量与盖钮的基本接近，表明银钮所用材料和银锭可能同一来源。如果推论不谬，则可认为，银盒可能是海外的舶来品，而后来焊接的盖钮和器座则应是流入南越国后附加上去的。银盒出土时器内尚存药丸半盒。
[1]刘中伟,张惠琴.“裂瓣纹银盒”名称、用途及产地[J].黄河.黄土.黄种人,2022(04):26-32.
[2]史明立.异域与本邦：战国晚期至汉代前期的银质器皿[J].东南文化,2020(06):79-89.
[3]徐晓丹. 汉代金银器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9.DOI:10.27493/d.cnki.gzdzy.2019.000516.
[4]石云涛.域外器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06):88-98+156.
[5]李家浩.西辛大墓银器铭文及其年代[J].中国文字学报,2017(00):29-35.
[6]霍雨丰.南越王墓的银盒及国内其他裂瓣纹器物[J].文物天地,2017(10):19-24.
[7]王赛. 战国记容铭文的整理与研究[D].河北大学,2017.
[8]刘凤. 图像的线索[D].青岛科技大学,2016.
[9]江楠. 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5.
[10]许姗,郑同修,王瑞霞,胡常春,庄明军,杨华胜,陈蕾.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4(09):4-32+1.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4.09.001.
[11]李零.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兼谈我国出土的类似器物[J].文物,2014(09):58-70+1.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4.09.004.
物质文化资料纸上探墓
通高12.1、盖径14.3、腹径14.8、口径13、圈足径6.9、圈足高1.8厘米。器重572.6克，器腹腐蚀穿孔；器盖完好，重243.8克。
@南越王博物院 藏
出土与主棺室棺椁的“足箱”内。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面隆圆，顶部有两圈凹线弦纹，构成一圈宽带。盖的外周为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腹部自口沿以下亦有同样的凸纹。纹样是用模子压着锤揲而成，每个蒜头形外凸内凹。器身有子口，微内敛，底部亦微向里凹入。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谷粒样凸起，因系錾刻而出，故内壁相对部位光平。全盒仅这匝穗状纹带表面有鎏金，极薄，为我国发现的汉代及其以前的鎏金器所未见。盒盖顶部宽带纹外侧分立3个如银锭形的小凸榫，凸榫上分别刻有“|”、“||”、“|||”的记号。凸榫是后加的，用银焊接固定。器底附加铜圈足座。座鎏金，锈蚀严重，仅存约2/3，与器身脱离。圈足座与器底之接合方法颇为特异：先在银盒外底的正中间，用银焊固定一个圆柱状的凸榫，铜圈足另铸，圈足内塞入1块木板（尚有朽木），板中凿1个小孔，把盒底焊接的小凸榫插入孔中，借此把铜圈足固定。后加的钮和圈足座表明，此盒是依照中国汉代盒形盖上有钮饰，器底附圈足的特点设计的。盖面上用银焊的3个凸榫，应是套入3 个主体为羊或熊的钮座。钮上刻有编码，当是便于安装钮饰时对号入座。盖面两处刻有铭文：在刻写编码“‖”的钮座处刻有“名曰百卌一”，在刻写编码“|”的钮座旁有“一斤四两右游一私官容三升大半☐”，“半”字之后的文字已为焊接钮座时熔流的银液所覆盖。器底原有刻铭，附加铜圈足时被磨蚀一部分，残存三处，分别为：“之三”、“私官容 （以下刮去）”、“ 名曰（以下刮去）”。因锈蚀，器腹近底处约有1/2已出现大小穿孔，部分被压坏向里凹人。
此银盒从造型到纹饰都与中国的汉代及其以前的金属器皿的风格迥异，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与之相类似的标本。又据上表分析，这盒的本体所含的金和铜都是微量的，但盖上后来焊接上去的钮，其中金和铜的含量比本体的要大2~3倍，表明两种银的质地差异很大；而西耳室所出的银锭，其中的金和铜的含量与盖钮的基本接近，表明银钮所用材料和银锭可能同一来源。如果推论不谬，则可认为，银盒可能是海外的舶来品，而后来焊接的盖钮和器座则应是流入南越国后附加上去的。银盒出土时器内尚存药丸半盒。
[1]刘中伟,张惠琴.“裂瓣纹银盒”名称、用途及产地[J].黄河.黄土.黄种人,2022(04):26-32.
[2]史明立.异域与本邦：战国晚期至汉代前期的银质器皿[J].东南文化,2020(06):79-89.
[3]徐晓丹. 汉代金银器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9.DOI:10.27493/d.cnki.gzdzy.2019.000516.
[4]石云涛.域外器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06):88-98+156.
[5]李家浩.西辛大墓银器铭文及其年代[J].中国文字学报,2017(00):29-35.
[6]霍雨丰.南越王墓的银盒及国内其他裂瓣纹器物[J].文物天地,2017(10):19-24.
[7]王赛. 战国记容铭文的整理与研究[D].河北大学,2017.
[8]刘凤. 图像的线索[D].青岛科技大学,2016.
[9]江楠. 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5.
[10]许姗,郑同修,王瑞霞,胡常春,庄明军,杨华胜,陈蕾.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4(09):4-32+1.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4.09.001.
[11]李零.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兼谈我国出土的类似器物[J].文物,2014(09):58-70+1.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4.09.004.
物质文化资料纸上探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