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岸看世界 | 欧美作家与版权系列之马克·吐温 | 二、以版权抵债

​​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文学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而美国西部大开发，则为作家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素材。马克·吐温代表了西部边疆现实主义的高峰，海明威认为其《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是美国所有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

 

以版权抵债

 

一、事情经过[1]

 

马克·吐温一生投资了多个项目，但在投资发明专利、排字机、出版公司等几个主要项目上均告失利，且错过了投资新兴事物电话的机会，最终几乎到了破产的境地。
 

1893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马克·吐温经营的韦伯斯特出版公司于次年倒闭，最终公司欠马克·吐温6万美元，欠其夫人6.5万美元，还欠96位债权人平均每人1千元左右，以上合计22.1万美元。韦伯斯特出版公司负债超过资产66%，大约还剩33%可以抵债。

 

同行业的老朋友对马克·吐温说，“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而这是生意。把资产交给债权人，就这样了结，人家别处的债权人还捞不回百分之三十三哩。”[2]但马克·吐温夫人连听也不肯听，她说，“这房子是我的房子。应该偿还给债权人。你的书是你的财产——把书交给债权人。你要千方百计偿还债务，能够多还些便多还些，只要你人还在，便再干起来，把余下的欠款赚回来，还清它。不用害怕，欠下的每一块钱，我们准备偿还它一百分。” 马克·吐温选择站在他妻子这一边。[3]
 

马克·吐温的经纪人罗杰斯心怀正义，他不准把马克·吐温太太所有的房子交给债权人，也不准把马克·吐温的版权交给债权人。他一笔勾销了欠马克·吐温的款项6万美元，但将马克·吐温夫人的6.5万美元列为优先债权。
 

马克·吐温决定环球演讲、写作还债，他与夫人、女儿克拉拉在1895年7月15日开始动身，在1898年年底或1899年年初，罗杰斯给马克·吐温（当时在维也纳）打来电报，“已如数不折不扣地清偿了所有债权人欠款。尚余18500元。”[4]马克·吐温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把马克·吐温夫人的6.5万美元欠债以及96位债权人的9.6万美元欠债给还上了。
 

马克·吐温在回忆录里特别感谢了罗杰斯，“多么有先见之明啊！当他为了我的版权不屈不挠地斗争坚决要归我家所有的时候，我还不懂得为什么他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他坚持说，这是一笔很大的资产。我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资产，我甚至无法把版权送掉。他说，等一等，让经济恐慌缓和下来，生意复活起来，到时候我就会明白，这些版权会比早先更值钱哩。” “特别感激的是把我的版权抢救住了一一这件事可真是搭救了我和我全家，使我们不致贫困，保证了我们得以长时期地过一个舒适、称心的生活。”[5]

 

马克·吐温最终避免了以版权抵债的悲惨结局，何其幸运之至。

 

二、其他欧美作家的类似经历

 

回顾十九世纪欧美的其他作家，有不少人与马克·吐温一样，因为出版公司破产（还有过度投资房产、奢华等原因），有人因此丧失了全部或部分版权。

 

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因为修建艾伯茨福德山庄投入资金过多（不算建设费用，只是三次有记录的购买地皮的资金就达到了17600英镑，而狄更斯购买盖茨山庄的费用不过1790英镑），结果连累出版公司和印刷厂破产，负债高达126838英镑（狄更斯善于经营，遗产也不过9.3万英镑左右），司各特在生前大约6年的时间里还了9万多英镑，尚欠2.2万英镑的，直到15年后的1847年才彻底解除债务，但代价是其家属丧失了其继承的司各特作品的版权（占比50%），司各特的女婿洛克哈特也因此丧失其所著的《司各特传》一书的版权。

 

法国作家大仲马为修建“基督山”城堡耗费222500法郎，在里面养了三匹阿拉伯马，五只狗，三只猴子，一只鹰等等，都代价不菲，大仲马还为此写了《我的动物的故事》。可是最终由于大仲马债主过多，“基督山”城堡被一位美国牙科医生以30100法郎的低价拍卖走。至于城堡里的那只鹰，是大仲马花了4万法郎购买的，但最后只估价15法郎。后来大仲马与债主们达成妥协，让出今后稿酬收入的45%还债。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投资出版公司、印刷厂、铸字厂均告失败；投资“花园居”花了10万法郎，比在香榭丽舍大街买幢房子花的钱都多，但最终只售出1.5万法郎（因为欠债）；购买幸运大街的房子预计花10万法郎，结果连带装修花了30万法郎。其花费1.5万法郎购买的一个藏书柜，在其母亲去世以后仅仅拍出了500法郎。尽管也被债主们苦苦追逼，但精明的巴尔扎克坚决把作品全集的出版权保留了下来。这个全集的名字就是《人间喜剧》，其版权不仅给他带来了1.5万法郎的首付款，而且给他带来了稳定的分成年金。
 

法国作家波德莱尔虽然继承了父亲10万法郎（大仲马转为正式职员时的月薪为125法郎，年薪为1500法郎）的遗产，但在头18个月就花掉了一半，他自己计算的他一生的稿酬为15892.60法郎，波德莱尔一生负债。1863年，他向米歇尔·勒维兄弟出版社转让了《爱伦·坡》翻译作品的国内及国际版权，所得2000法郎全部用于偿债，自己一个子儿也没有拿到。
 

法国作家奈马尔于1834年继承了外祖父母29901法郎的遗产（他的表弟也有同样一份，但不能一次性取出），1834年，他与合作伙伴创办《戏剧世界》，拟稿人包括大仲马，但经营惨淡，于第2年破产，奈马尔说自己白白丢了1.7万法郎的遗产，但研究表明其投入的资金不下2.5万法郎，他因此负了债，花了几年才还清。这次破产迫使奈马尔和大仲马一起合作创作剧本，但他没有得到署名权。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最主要作品的合作者马凯，就是奈马尔为其介绍的。
 

倒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6年自费出版发行《作家日记》杂志（类似于现在的博客，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获得了成功，不仅让作家在俄国变得家喻户晓，而且还清了债务，实现了收支平衡，并购置了房产。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其遗孀通过出版其作品还获得了20万卢布的版权费。

 

作家们创造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因为作品是无形的，所以初看起来似乎一文不值，但作品具有可复制性，其物质载体在市场上原则上可以创造无穷的价值。马克·吐温出版公司成功出版发行《格兰特将军回忆录》，将军（担任过美国总统）的家属因此获得了50万美元（约10万英镑，250万法郎）的的稿酬。大仲马在出版发行其作品全集时获得了120万法郎的首付款，大仲马刚开始在奥尔良公爵处担任编外办事员时年薪才1200法郎，转为正式职员后年薪不过1500法郎，120万法郎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工作800年的收入。雨果在出版发行《悲惨世界》时获得稿酬30万法郎，出版公司在支付这笔稿酬时都需要从银行贷款，但其在六年以内就获得50多万法郎的利润。司各特在出版发行《拿破仑》第一版和第二版时获得稿酬1.8万英镑，相当于45万法郎。可见市场上受欢迎的作家确实可以获得普通人无法想象的高额的稿酬，著作权几乎是作家唯一的财产，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放弃版权的。

 

作家们进行商业经营无疑是想变得富有，或者至少生活的更舒适一点，以便更好的进行文学创作，可是结果大多数并不如意，不少人因此陷于无底洞，甚至破了产，可见文学创作与商业经营在多数情况下是背道而驰的。
 

至于马克·吐温像沃尔特·司各特一样没有选择以公司的有限责任偿债，而是以信誉抵债，主动增加了法外的金钱给付义务，在财务上作出了巨大牺牲（司各特还给家属造成了损失），这无疑不是商业化的处理方法，换做一般人也不会这样做，但这恰恰彰显了两位作家人格的伟大，令人起敬。

 

引用文献：

[1]摘编自《马克·吐温自传》，[美]马克·吐温著，梦伊洛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p160-162

[2]《马克·吐温自传》，[美]马克·吐温著，梦伊洛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p280

[3]《马克·吐温自传》，[美]马克·吐温著，梦伊洛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p277

[4]《马克·吐温自传》，[美]马克·吐温著，梦伊洛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p284

[5]《马克·吐温自传》，[美]马克·吐温著，梦伊洛译，团结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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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单体禹，北京知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在知识产权领域从业近20年，代理了大量著作权、商标权、竞争法案件。尝试运用比较法学和历史法学的方法研究法律问题，重视成文法的同时注重案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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