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Magyar人的远东祖源(朱学渊）

​​论Magyar人的远东祖源

作者 朱学渊

 一、引言

作为一个现代欧洲民族，Magyar人（即匈牙利人）和他们所使用的Magyar语的起源，始 终是历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个难题。

尽管Magyar人已经在印欧人种环伺的中欧腹地生活了一千多年，但是他们仍然使用着一种在语辞、语法和韵律上，都与亚洲北方诸族相似的语言；他们的姓氏和称谓仍以亚洲式的姓氏－名字－身分为顺序，如：Arany Janos ùr（爱新·亚诺什先生）， 而与欧洲各民族的习惯相反。可以肯定，Magyar人 是从东方迁移来的许多民族集团中的一个。然而他们的祖源，他们迁徙的动因和年代， 以及他们的种族内涵，则始终都是一些难解的谜。 

西方关于Magyar最早的记载，是出现在康斯坦丁·波斐罗根尼图斯（905-59） 的一部 拜占庭地理－历史著作中。

它提到过在九世纪末，进据今匈牙利地区的“突厥”部落 中 ，就有一个名叫Megeris的部落。1896年，布达佩斯曾经举行过一次Magyar人穿越喀 尔巴阡山而“征服家园”（匈牙利语 honfoglalas） 的一千周年纪念活动。

此前，当时 的匈牙利政府曾要求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个由历史学家所组成的委员会来确定这一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然而，学者们虽然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但都肯定这一重大事件是发生 在公元 888到900年之间，而895年又是一个较可接受的年分。

根据这一假设，这一纪念活动因技术上的原因，于1896年举行。 很遗憾的是，早于这一事件的漫长岁月，都成了Magyar人的史前期，留下的只是一些飘忽不定的传说，或极具争议的推测。较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和匈牙利的学术观点，大概可 归纳为：Magyar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乌拉尔山脉，和伏尔加－卡玛－奥卡河流域的森林地 带；他们与西西伯利亚鄂毕河流域的Vogul 人和Ostiak人，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由于 某种不见诸记载的原因，使他们迁徙到南方的草原地带。

在九世纪时，Magyar人和一些突厥部落，在黑海北岸结成了一个名为On-Ogur （突厥语“十箭”--7个马札儿与3个可萨部落） 的部落联盟，这个 名字被邻近的斯拉夫人讹读为Vengr，而其谐音即是今世尽人皆知的Hungary。

以后的史实则是，889年左右，受到另一支后续西来的亚洲游牧部落Pechenges人（佩彻涅格人；拜希涅人）的 攻击，Magyar人西迁到欧亚草原的西端—喀尔巴阡山脉的边缘。892年，东法兰克王国的 皇帝阿诺夫 （Arnulf） 邀请Magyar人参与针对新兴的斯拉夫人的莫拉维亚（Moravia） 公国的征战。

895年，罗马皇帝列奥六世（Leo VI）又曾利用Magyar人，来反对多瑙河 下游的保加尔人。最后在保加尔人和Pechenges人（佩彻涅格人；拜希涅人）的联合进攻下，Magyar人由其酋长Arpad率领，穿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区。据欧洲的历史记载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Magyar人仍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袭击能力骚扰西欧各国，并 曾引起西欧地区的一片恐怖。

但是在953年，他们在巴伐利亚地区被日耳曼人决定性地击败，此后他们便明智地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基督教， 从而在文化和意识上 开始转化为欧州居民的一部分。 

由于东西方史籍中的均无九世纪以前Magyar人的活动记载，兼之于欧亚草原上游牧部 族高速和频繁的流动，又没有为考古学留下充分的遗迹。因此，语言学或比较语言学的 研究，几乎是研究Magyar人起源的不多的几种有效手段之一。在各种关于Magyar语的属类和祖源的现有理论中，“乌拉尔语系”是一种较为流行却又颇多争议的假说。

这个假说将匈牙利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以及分布在乌拉尔山脉两侧的，总共拥有2500万使用者的，近20种非印欧系、非突厥系的大小的语言纳入了这一语言集团中。其中匈牙利语的使用者即达1500万，构成了“乌拉尔语系”中的人口主体。与现今接近湮灭的Vogul语和Ostiak语 （两者合称“鄂毕－乌戈尔语”, Ob-Ugrians） 一起，Magyar语被划归为“芬兰－乌戈尔”（Finno-Ugric） 语族属下的“乌戈尔”（Ugric） 语支。据说 “乌拉尔语系”的各组成语言的共同祖先，是一种在7000到10000年前便已存在于乌拉尔山脉北部地区的一种“原始乌拉尔语”（Proto-Uralic Language ） 。必须指出 ，这是一种缺乏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坚实依据的假说；但由于过早地被奉为成熟的理论，它实际上已成为不利于科学地追溯所谓的“乌拉尔语系”诸族真实祖源的障碍。 

“乌拉尔语系”中的两大主要语言，匈牙利语和芬兰语之间的相似程度，有人说接近但略低于英语和俄语之间的关联，也有人说仅相当于英语和波斯语之间的那种极为疏 远的联系。与之相反的是，许多研究匈牙利语的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在Magyar语 中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蒙古语辞集合，它不仅包括了大量的基本物质、动植物、人体器 官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初等辞汇，而且还包含了很多社会组织、军事、体育和娱乐方面 的高等辞汇。这不仅揭示了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即古Magyar人的内部必定融含了相当 数量的蒙古语族的成分，而且还表明了古Magyar人一定是在脱离了蒙昧状态之后才离开亚洲东部地区的，乌拉尔山地区只不过是他们到达欧洲之前的一个暂居的营地，而决不是他们的祖宗的发祥之地。

  但是，有一些学者并没有得到上述的结论，而是将这些匈牙利语中蒙古语辞的来源归结为突厥语族的中介作用。这个“突厥中介”的假说，实际上是假设十三世纪成吉思汗 的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后，蒙古语言对突厥语世界的巨大冲击，并由此而引发了对欧 洲地区语言的次级影响。可是，蒙古语言的力量远不如蒙古骑兵来得强大，除去蒙古高原的突厥原住民被彻底蒙语化之外，进入中亚和南俄地区的蒙古人都被在人数上占优势的突厥语族同化。

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语言不仅在东欧，甚至在中亚都没有造成过有形的影响。Magyar语中的蒙语成分不大可能是转手于这个时代的突厥语族，更可能是 Magyar人自已从远东地区带到欧洲去的。 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而以事实来证明Magyar人的远东起源，我们进而将中国满族的 祖先所使用的女真语，与现代匈牙利语进行了语辞比较，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些前所未知 的惊人的关联现象。

紧接着，我们又将金朝女真姓氏系统与现代匈牙利人的姓氏系统进 行对比，则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一致现象。 由此我们猜测匈牙利人的族名Magyar就是女真 —满族的唐代祖先“靺鞨”或“勿吉”的源音，古Magyar民族是一个由靺鞨族和诸多蒙古语族部落（如契丹，室韦，奚等），以及相当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集团。

在进入欧洲之前，他们所使用的可能是一种以女真语和古蒙古语为主体的混合语言。女真－满族，源于唐代（618-907） 的靺鞨族，北魏（386-534） 时称勿吉（读作“ 莫吉”，古称肃慎。1115年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朝。

1125年灭契丹族的辽朝政权，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恃于秦岭淮河一线，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 灭亡。十七世纪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再度兴起。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5 年其子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Manchu），次年改“后金”为“清”，1644年入主北京， 渐次统一中国，直至1911年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靺鞨—女真—满族的语言属通古斯—满语族，与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 北魏年间靺鞨 （勿吉） 族从其祖居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扩张推进到 嫩江、扶馀和辽东地区，与当地的属蒙古语族的室韦、契丹和奚以及扶馀诸族混居和融 合，并开始与中原地区直接地接触。

唐帝国兴盛后，持续地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用兵近三十年，北部靺鞨族与高句丽结盟，在辽东和扶馀地区顽强抵抗并曾重创唐军。666年高句丽王朝宫廷内争，部分王族降唐内应，668年唐先自辽东地区攻入靺鞨族后方扶余地区， 然后移兵朝鲜半岛，九月间攻陷平壤，高句丽—靺鞨联盟遂战败瓦解。

  关于古Magyar人西迁的原因和时代，在中国史籍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可循。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白山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遗人迸入勃海。 

而《金史·世纪》则称：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 ，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 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所谓“其五部无闻”，应该是唐朝对辽东和高丽的连年用兵的结果。高丽－靺鞨联盟的 败灭和平壤的陷落（668年），是导致靺鞨社会分化、重组和迁徙的重要原因。

以安车骨和泊咄为首的靺鞨诸部抗唐失败而出走，就此失闻于中国历史；而在二百年后出现于欧 洲Magyar人，可能就是西迁的靺鞨人的后裔。 在高句丽王朝覆灭和靺鞨强部出走以后，满洲地区出现过一段和平的时期，粟末和黑 水两部均有附唐的倾向，而粟末部则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技巧和模仿力，它不仅对唐朝采 取不对抗的态度，而且与唐朝和新罗合作瓜分了高句丽的领土。

在靺鞨族的内部，它也 不失时机地吞并了其他各部。在武则天的时代，大概是公元700年左右，粟末部以中原皇朝的行政模式，建立了渤海国。

《新唐书·渤海传》对这个兴盛了二百余年的北方王朝 有如下的记载：“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 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十五府，大部分又以原靺鞨和高丽各部领地为域界 ，如： 鄚颉府领鄚、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率宾故地为率宾府……。拂涅故地为 东平府……。铁利故地为铁利府……。越喜故地为怀远府……。 ”挹娄，率宾，拂涅，铁利，越喜均为靺鞨部落名，其中“鄚颉”无疑是“靺鞨”或“勿 吉”或Magyar的异译。

有理由认为渤海国的这一鄚颉府，就是西迁的靺鞨或Magyar人的余众居地。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渤海国最盛时（820年左右） 的鄚颉府界定在嫩江、松花江和 粟末水之间地区，而鄚、高二州分别为今黑龙江省阿城（旧名阿什河）和宾县，这 一带恰是隋末唐初安车骨部的曾居地。位于府界内粟末水入注嫩江和松花江地区的，今 吉林省扶余市，古名“伯都讷”，有人认为这就是当年泊咄部落的聚居地。 

“奔散”的安车骨和泊咄两部之馀部被同族类特指为“鄚颉”，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它们 曾以“勿吉”或“靺鞨”自许，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勿吉”或“靺鞨”的核心部落 。北魏年间，他们是驱逐豆莫娄和扶馀两族，进据松嫩平原的先锋。隋唐两代，他们又 是对抗中原帝国的中坚力量。因此，在肃慎族的内部，他们大概是继挹娄之后，最具文化代表性和军事进取心的领袖部落，盛名震动中原，其余各部亦都以“靺鞨”自冠，“ 肃慎”之名黯然失色。只是在他们战败溃散以后，肃慎才又以“女真”或“女直”重新 正名。 更重要的是，经渤海国和辽朝先后各二百年的统治以后，于十一、十二世纪之交兴起 的完颜女真部，又是源发于这一地区的按出虎水, 即今哈尔滨－阿城地区之阿什河。

1115年阿骨打兴立金朝，建都上京，即当初的州故地。《金史·地理志》说： 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 韩儒林先生，早于1942年便考定“安车骨”与“按出虎”本乃一词。唐代的“安车骨部”应出自于“按出虎水”。从地望上来看，金代的完颜部及其邻近的女真诸部， 很可能就是安车骨和泊咄等部后裔，因而也与西迁的靺鞨人或Magyar人同源。

  故尔，将现代Magyar语，与源出按出虎水流域的金代女真语进行比较，是极具史学价 值的。通过这种比较而得出的，它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对应关系，应该是Magyar人来自远 东地区的一种可靠的证据。

二、语辞比较 

《金史》是一部成书于蒙元末年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因得力于金元相交之际的中原 儒仕领袖元好问及王鹗等人的累积考撰，其学术价值颇为后世史家重视。《金史》全书 135卷，后附一卷《金国语解》，亦即金代女真统治部落的语辞解译。如前所述，从地望 和族名来看，这些部落应与七世纪奔散的安车骨部同脉，而与十七世纪始兴满清的建州 女真部相去稍远。倘若“安车骨”就是“按出虎”，而安车骨部又是西迁的Magyar和“ 金源”诸部的共同先世之一，那么，在匈牙利语和《金国语解》所录载的西部女真语之间，有非同寻常的关联现象，则应是意料中事。 《金国语解》收录了金代官称，姓氏，和女真语辞共125条，其中“人事”、“物类” 和“物象”各类辞汇共77条，它是十二世纪西部女真语的一个极为粗略的记载，但也是历史语言学的极为重要的遗产。这些女真语辞意义散乱，显然是从各类汉文资料中罗致 来的只字片语。然而， 这些无关的各类辞汇却构成了一组随机抽样的语辞集合，对于语言比较而言，反而具有极为重要的统计学意义。 在这77条女真语辞中，因语义不明，或无适当可比对象，或为外来语辞（如来自汉语），而无法或无必要比较者共20条。以所剩的57个辞条，我们将女真语、现代蒙古语和现代匈牙利语三者进行了关联比较，结果发现三者互有关联者竟达39条，若 将女真语和/或蒙古语联合与匈牙利语比较, 相关辞语达32条, 占全体可比辞汇的56%.这个结果显示了这三种语言间的高度亲缘性。下面,我们仅列出一些匹配最为严整的女真语辞和匈牙利语辞间的对应组合: 

1. 客人 （按答海, vendeg）, 

2. 穷人 （什古乃, szegeny）, 

3. 摔角者 （拔里速, birkozo）, 

4. 头 （兀术, fej）,

 5. 牙 （畏可, fog）, 

6. 第二 （益都, ketto）, 

7. 和谐 （奴申, osszhang）, 

8. 宽容 （讹出虎, eltur）,

 9. 快 （撒八, sebes）, 

10. 买 （兀带, vetel）, 

11. 刀刃 （斜烈, el）, 

12. 金 （按春, arany）, 

13. 口袋 （蒲卢浑, borond）, 

14. 罐 （活女, kosso）, 

15. 红色 （活腊胡, voros）, 

16. 铁 （斡论 vas）， 

假如我们用较少受蒙语影响的两个明代东部女真语辞，来取代金代女真语辞，相关的匈牙利语辞则与之对应得更为切合： 

17. 疮疡 （佛热， fajo）， 

18. 山峰 （超还， csucs）。 

这或许显示了七世纪末被西迁的Magyar人所带走的某些靺鞨语辞，较之于十二世纪按出 虎地区的西部女真语，持更为纯正的通古斯语形态。 对于不以语音学为专业的读者来说，当容我们作一些浅显的提示。

其一，满蒙两语（女真语亦然）中, “k”似难发音，而多转发为“h”或“kh”（类“赫”）。同样“g” 亦多转为“h”或“gh”（类“额”）。

其二，古Magyar人似又不善发“h”音，而将带 到欧洲去的不少东方语辞中的“h”音,甚至“g”音转发为“f”、“v”或“w”等，颇 似江浙，广东一带“黄”、“王”不分和湖南人总将“湖南”读成“扶兰”一样。

其三 ，相对于满蒙两语，匈牙利语辞常有首辅音增减现象，如： 按答海 （客人） endeg T vendeg， 奴申 （和谐） nosszhang T osszhang， 犹如上海人读“嗡”字为“on”，北京人则读成“won”。

其四，满蒙两语和匈牙利语间 ，常有首辅音“n”和“t”之间的互换现象，亦堪注意。

我们将蒙古语和匈牙利语间的这些变换规律作了一个表列。 令人惋惜的是，不仅是女真语，甚至后来的满语也都已被人类遗弃了，剩下的只是书 面的记录而已。只有十八世纪自东北迁去新疆伊犁地区戍边的锡伯族将士的后裔中，还 有少数人将它作为活的语言（非化石）在使用着。在几本关于锡伯族的论著中，我们发掘了一些与匈牙利语相关联的锡伯语辞汇，并择要作一比照如下：

 1. 母亲 （额聂， anya）， 

2. 妹妹 （嫩， nover）， 

3. 乞丐 （盖克吐， koldus）， 

4. 富人 （巴颜， vagyon）， 

5. 指甲 （库浑， korom）， 

6. 手（臂） （嘎拉， kar），

 7. 头 （乌杰， fej）， 

8. 牙 （畏可， fog）， 

9. 鼻 （欧弗， orr）， 

10. 鸡 （超库， csirke）， 

11. 牛 （依憨， tehen）， 

12. 喜鹊 （沙沙哈， szarka）， 

13. 箭 （牛录， nyil）， 

14. 食物 （依迪， etel）， 

15. 鞋子 （萨布， cipo）， 

16. 仓库 （查尔， csur）， 

17. 村庄 （嘎善， kozseg）， 

18. 好 （萨音， szep）， 

19. 新 （伊彻， uj）， 

20. 旧 （佛， ven）。

以上的比较和说明，几乎就象是为匈牙利语言做了一个指纹鉴定，它以事实说明了匈牙利语言的极东祖源，是属于通古斯语族的古代靺鞨－女真语。那些与Magyar人使用同类 语言的Vogul 和Ostiak人，很可能就是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鄂毕河上游森林地区的， 以渔猎为生的通古斯部落“乌古”和“兀者”人的后裔。“兀者”又译作“乌底改”、“兀的改”或“窝集”。中国历史对它们也有很多记载。 

至于大量的蒙古语辞在Magyar语中的存在，则是一个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的事实，但是 困难是在于如何解释它的来源，也就是Magyar人中的蒙古语族成分究竟是来自于何时？ 何地？何族？ 十三世纪以前，“蒙古”只不过是西部室韦的一个不甚著名的落后部落。而今天所谓的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族源之一的“室韦”，则被普遍地认为是鲜卑的遗族、契丹的旁支、蒙古的母族和锡伯等族的先祖。大兴安岭东侧的嫩江流域，则是东部和南部室韦诸 部的汇居之地。《魏书·失韦传》中关于室韦的记载是:“……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同”。这就 是对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嫩江地区的多沼泽的地理环境的概述，也是今日将古代室韦与 鲜卑各遗族归属于蒙古语族的依据。 “契丹”是较室韦更为著名的蒙古语族部落，今天的热河－辽西地区是他们的发祥之 地。

宋代时，以契丹族和奚族为主体成分的辽朝 （ 916-1125 ） 已成为统治中国北方 ，包括长城内外，满洲和蒙古高原全部地区在内的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强盛帝国。因此 ，在蒙古语、俄语、希腊语甚至中古英语中，“契丹”都是中国的一个代名辞。 高寒多林木的大兴安岭和水量丰富的嫩江，为渔猎的室韦部提供了生息之地。然而， 水文无常，沙碛和草原间而有之的西辽河上游，则是契丹族的良好牧场。分割嫩江－松 花江和辽河两大水系的松辽分水岭（今通榆－长岭－长春一线高地），天然地构成了这 两大蒙语部族之间的一条模糊的分界。

北魏中（公元四世纪末），属通古斯语族的女真族的先民---靺鞨人开始兴盛，经常欺凌属蒙古语族的豆莫娄部，其先锋部落溯松花江西进到粟末水和嫩江的合流处，即松嫩平 原，并与当地呈弱势的室韦诸部融合。继续南进的部落，则取代了嫩江和辽河之间地区 的扶馀族，就在这片被称为“扶余”的地方立足生根，并与地处西南的契丹、库莫奚等 族混居，开始改变嫩江－扶馀地区的人文和语言的生态。

隋唐年间（六至十世纪），由于两语（通古斯语和蒙古语），三族（靺鞨、室韦、契丹）的长期融合，已形成了一种 靺鞨－蒙古相间的古代混合语言。《新唐书×室韦传》对这种语言属性的变化也有记载 ：“室韦，契丹别种，……其语言靺鞨也”。它标志着该地区曾属蒙古语族的室韦诸部 的语言已经开始通古斯语化了。据记载，锡伯族的祖先直至满清初年，都还在使用一种 “非清非蒙”的混合语言。 相反相成的另一方是，进抵嫩江－扶余地区的靺鞨诸部，也开始使用一种以靺鞨语为基底，同时又兼容了大量蒙古语成分的混合语言，安车骨和泊咄两部可能就是这种混合 语言的载体。《金国语解》记录的西部女真语中的蒙语成分则是明证。现代匈牙利语， 即Magyar语中俯拾皆是的女真语/蒙古语混合成分，应该就是传承于隋唐年间的这种混合语言。 很遗憾的是，作为室韦后裔的锡伯族的语言，已在清代相当彻底地满语化了。而一度强盛的契丹族，却又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辽史·国语解》中只有为数甚少的一些 契丹语辞，然而从中我们不但可以确证：契丹语属蒙古语族，同时还可以发现匈牙利语与 之相关的强烈信息。在附表II中，我们将语义明确的35个契丹语辞与现代蒙古语和 匈牙利语进行了比较，结果是：蒙古语有24字（70％）与契丹语一致，匈牙利语有19字（56％ ）与契丹语关联。下面，我们选择了7个代表古代蒙古语的契丹语辞和13个现代蒙古语中 的社会辞汇，与匈牙利语作一对照： 汉语 契丹语 蒙古语 匈牙利语 

1. 父亲 阿主 etseg atya / apa 

2. 兴旺 （1） 耶鲁 － jolet 

3. 兴旺 （2） 蒲速 － boseg 

4. 繁殖 窝笃 uulter fajta 

5. 辅助 何鲁 － helyetta 

6. 孝顺 得失得 tahim （t）ahitat 

7. 法官 楚古 shuukh szuri 

8. 营地 捺钵 － tabor 

9. 军队 tsereg sereg 

10. 会议 hural ules 

11. 富有的 bayan vagyonos 

12. 官员 tushaal tiszt 

13. 英雄 baatar bator 

14. 时代 tsag szak 

15. 村庄 gatsaa kozseg 

16. 城市 hot varos 

17. 娱乐 zugaa szorakoz 

18. 乞讨 guikh ker 

19. 欺诈 zali csal 

20. 阴谋 huivaldah kuves 

21. 荒凉 tselger sivar

最后，我们以讨论“兴旺”一字的讨论来结束本节，契丹语中的两个同义辞（耶鲁，蒲 速），竟与现代匈牙利语中的同义表达（jolet, boseg）一一对应，再加上其他的对应 现象，似乎明确地告诉我们，Magyar人和Magyar语与契丹族和契丹语有着非偶然性的亲 缘联系，隋唐年间在嫩江－扶余地区形成的那种靺鞨－蒙古混合语言中，契丹语是其重 要成分。在下节的姓氏分析中，我们还将看到契丹－奚 （库莫奚） 族姓氏在匈牙利姓氏中的重要地位，这也就更强化了以上得出的结论。当然，Magyar人中的蒙古族源是广泛的，契丹－奚族成分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三、姓氏分析 

中国地区的女真-满族，由于两度实现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征服，其自身的语言反而被具有文化强势的被征服者同化了。其姓氏系统，亦因文化模仿的原因而被彻底汉化。反之，西迁欧洲的Magyar人，在文化宽松和语言多样的环境中，却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祖源 语辞和基本语法现象，而且还几近完美地保留了一个以靺鞨诸姓为主体的大阿尔泰语族 的姓氏系统。 具有很高史学价值的《金史》，亦以相当高的音准，用汉字记载了女真族的姓氏，它不仅为女真族本身的种族内涵，提供了解析的可能性，同时也为我们追溯匈牙利民族的东方祖源提供了珍贵的对照坐标。

《金史·百官志》所载的99个女真姓氏，和《金史· 国语解》的31个姓氏，内中多有重复，它们大部分是参与金朝军政活动的皇亲权贵姓氏 ，而绝非一个完备的姓氏记载。然而，稍加细察，便可发现它的主体是典型的靺鞨－女真，或后世的满族姓氏，如： 完颜，爱申，拓特，粘割，女奚烈等等。 同时，它又包含了一些北方诸族的著名姓氏和部落名，如： 

契丹大姓： 移剌 （耶律），石抹 （萧）， 

鲜卑大姓： 抹颜 （慕容）， 

匈奴贵姓： 苏不鲁 （须卜，阻卜，术不姑）， 

扶余大姓： 把 （今朝鲜姓氏：朴）， 

蒙古部落名： 光吉剌 （弘吉剌），等。 

因此，宋金年间，入主中原的女真族，实际上是一个以女真族为主体，且兼容了契丹， 室韦以及鲜卑、匈奴和扶余等族遗民在内的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 要追述这个融合过程，应将时间倒推到北魏年间（四、五世纪）。那时，黄河流域畅开大门地涌入了大量的以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为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而那些典型的通古斯族姓氏，则在《魏书·官氏志》中少有出现。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的后果之一是， 在蒙古高原和满洲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真空的现象，这也就为居于更北更东地区的通古斯族的进据，提供了机遇。《魏书·勿吉传》所载靺鞨族“常轻豆莫娄 ”和《魏书·高丽传》所载“扶余为勿吉所逐”，皆发生于此一时期。

作为中原地区民族大融合的一个连锁反应，在今天的满蒙地区，也实现了一次通古斯语族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融合，而嫩江－扶余地区，又是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交汇点，强烈的融合现象也就在此发生。 我们发现的极为令人惊叹的事实是，现代匈牙利姓氏竟与十二世纪的金朝女真族姓氏极准确地对应，不仅那些典型的靺鞨姓氏一一在列，连那些契丹、鲜卑、匈奴和扶馀的名家大姓，如: llyes （移剌）、Szima （石抹） 、Major （抹颜）、Sipos （须卜） 、Papp （把，朴）等，亦无一遗漏。这充分地证明了，七世纪末西迁的古Magyar人所融含的种族成分，已经和十二世纪南下中原的女真族近似。因此，现代匈牙利语中兼含女真语，蒙古语（当时的契丹、室韦语），和一些突厥语，也是一个顺乎情理的事情了。

金代以前，载于诸史的靺鞨姓名，仅限是几个贵族而已，如： 乙力支，俟力归 （载《魏书·勿吉传》）， 倪属利稽 （载《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突（度）地稽 （载《新唐书·李谨行传》）， 舍利乞乞仲象, 乞四比羽 （载《新唐书·渤海传》）, 等。 这几个名字中，“支”、“归”、“稽”，大概是靺鞨语中的官阶或尊称，“乞乞仲象 ”和“比羽”大概是名字，“乙”又与“俟”同音。因此，我们很容易析出上述这几个名字中的姓氏，并将它们与后世的女真姓氏，以及现代的匈牙利姓氏进行比较： 乙力, 俟力 （Illes, －）， 倪属利 （Nyiri, 女奚烈）， 突（度）地 （Toth, 拓特）， 舍利 （Szeles, －）, 乞四 （Csiszar, 赤盏）。 其中Toth与Nagy、Szabo、 Kovacs和Horvath等，是几个匈牙利的头等大姓。据此分析， Toth氏应源自靺鞨“拓特”部。“乙力支”是一位出使北魏的使者，从他的出使路线来看，他应是来自于松花江中下游的挹娄地区，Illes应该就是“乙力”的音译，亦即 是“挹娄人”的意思。“舍利”是后来的渤海国的王姓，“倪属利”和“乞四”也都曾 是靺鞨贵姓，他们所对应的匈牙利姓氏Szeles、Nyiri 、Csiszar现在则是匈牙利的普通姓氏。上述诸姓看来都是正宗的通古斯族姓氏。 

现代匈牙利民族众多的姓氏中，Nagy （纳吉）是最大的一族，当初必有一个人数众多 的Nagy部落参与了Magyar人的西迁活动。它很可能就是康斯坦丁所记载的，古Magyar七部之首的Nyek部。美国史学家P. 戈登认为，“征服家园”时代的Nyek 部，与今天俄罗斯南部的巴什基尔族的Nagman部同源。而我以为，Nagman就是中亚族名“乃蛮”。法国史学家伯希和曾指出，辽代契丹人的腭音很重，他们将“乃蛮”读成 了“粘八葛”。中国史学家陈述又曾说过“粘八葛”就是女真姓氏“粘割”。 循此推理，Nagy氏（纳吉）似应出自靺鞨“粘割部”。 在《金史》中，与这个Nagy或Nyek可能相关的女真姓氏，如：粘割、粘葛、纳合、纳 可等等，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元代有人称之为“金源之巨族”。《元史·粘合重山 传》说：“粘合重山，金源贵族也”。福建、台湾地区的《粘氏家谱》， 亦谓其祖先是“金源贵胄”。

前文已述及，所谓“金源“者，“按出虎水”也。故尔Nagy氏或Ny ek部，也应该是出自“按出虎水”或“安车骨部”；依其今日在匈牙利的人多势众，也可以推知当初这个“金源巨族”在西迁的靺鞨人中的重要地位。 满清的皇族姓氏“爱新”（现多已改姓“金”），所对应的匈牙利姓 Arany的意义也是“金”，两者音义均相吻合。

靺鞨部名“泊咄”，也有一个与其音合的匈牙利姓Bodo 。再如Buza （蒲察） 、Dudas （徒单） 、Feher （夫合） 、Gyurko （瓜尔佳） 、 Santa （散答） 、Szabo （塞蒲里） 、Szakal （撒合烈） 、Tomen （陀满） 、Turi （都烈）等等诸多匈牙利大小姓氏皆由靺鞨－女真－满族姓氏转化而来的现象，表明 

了当时的靺鞨社会广泛参与了古Magyar人的西迁运动。 

除此之外，辨识匈牙利民族中的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成分，应该也是一个极具有深度的历史课题。尽管中国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在界定中国北方诸族的语属问题上还有不少的疑虑和争论，但结论已渐趋一致，即：鲜卑、室韦、契丹、奚等属蒙古语族；匈奴、柔然、 铁勒、高车、浑等族属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作为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之一，居于最东，突厥语族居西，蒙古语族居中。

在西迁欧州的的过程中，古Magyar人的征途贯穿了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的居住地区，因而也必然在中途融入了它们中间的一部分族落。

史籍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源于古代蒙古语族各部的匈牙利姓氏。例如《魏书 ·勿吉传》所记载的勿吉的邻国（部）名中的：覆钟、库娄、素和、郁羽陵、库伏真等 ，以及《新唐书·室韦传》所载的二十多个室韦部落中的：如者、婆莴、骆丹、那礼、 落坦等，多可以在现代匈牙利和古代女真族的姓氏序列中找到它们的对应者： 

覆钟 （Fejes, 吾塞 ）， 

库娄 （Korosi， －）， 

素和 （Juhos， 术虎 ）， 

郁羽陵 （Olah， 斡雷 ）， 

库伏真 （Kovacs, －）， 

如者 （Jozsa, Rozsa， 术甲）， 

婆莴 （Bokor， 蒲古里）， 

那礼 （Nyul， 纳剌，那拉）， 

骆丹，落坦 （Rodas， －）。 

其中，Kovacs还是匈牙利的一个重要姓氏，我们猜测与它对应的“库伏真”就是“库莫奚”，即奚族（来自于宇文鲜卑--父匈奴母鲜卑）的全称。

匈牙利的Gyongyosi和Palfy两姓与蒙古部落名“光吉剌”和“巴尔虎”之间的对音关系，也揭示了Magyar人中的蒙古语族成分。

从上述的对比中，我们 也会注意到后来的女真－满族中的一些重要氏族，如“那拉”，“术虎”等，是从原属蒙古语族的邻部转化而来的。 

前已述及，契丹的两大姓氏“耶律”和“萧”，即金代的“移剌”和石抹，都有其在匈牙利的族裔：Illyes和Szima。我们还想指出Boros和Bartha两匈牙利姓也可能是来自奚族。《辽史·太祖纪》载：“天显元年（926），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 吐蕃……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金史·伯德特离补传》载：“伯德特离补，奚五王族也，辽御院通进”。勃鲁恩是鲜卑魏姓拨略、步六孤、步六根和破六韩的异译，且多有以“n”结尾的蒙语称谓特征，其辞根为“拨略”即Boro，该部融入靺鞨或Magyar族后，随通古斯语习惯以“s”结尾，意为“来自Boro部落 的人”。 

《魏书·官氏志》有载的那些突厥语族姓氏，在匈牙利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后文 将述及的Kocsis （高车）、Kun （浑）、Orvas （阿伏于）、Torok （同罗） 等以外 ，我们仅将一些较明显的突厥语族姓氏及与他们相关的匈牙利姓氏，作一简明的对照： 

契苾 Csibi, 

副吕，贺楼 Fulop, 

贺拔 Horvath, 

乙弗，羽弗 Iffiu, 

须卜 Sipos, 

庾氏 Soos, 

树六于 Szollos, 

独孤 Takacs, Tokaji。 

讨论匈牙利民族中的突厥语族成分的难度，同样也在于：它们究竟是在什么时代，如何成为Magyar人的一员的？ “Kocsi”一字在匈牙利语中作“车”解，该字显然是来自于突厥语中的“hoca”一字 ，匈牙利学者认为欧洲语言中的“coach”一字乃是出自匈牙利语。作为姓氏Kocsis意为 “驾车的人”，他们大概就是一度强盛于大漠南北的“高车族”的后裔。《魏书·高车传》曾有高车族使用的车轮高大，因此得名“高车”的说法。这是以汉意附会胡音，其实不足信也，“高车族”只是“驾车族”而已。

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中多次出现的，高车族著名姓氏“贺拔”，也有一个匈牙利大姓Horvath与之对应。象“高车”、“贺拔”这 样的漠北铁勒大族，都是匈牙利大姓的事实，表明突厥语族也是Magyar人的重要组成成分。 

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发现，许多匈牙利民歌在旋律、音阶甚至在歌词内容上，都与中国甘肃地区的西部裕固族民歌相当一致，这一研究结果为追溯匈牙利人的祖源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兴趣。

裕固族是九世纪中叶迁离蒙古高原的回鹘人的直系后裔，回鹘 （或称“回纥”） 则是突厥语族的先民匈奴或铁勒、高车的遗族。中国历史有许多关于匈奴民族善歌的记载，长期独处于祈连山区的裕固族的民歌旋律，可能就是匈奴－高车－回鹘音乐的遗风。

在汉朝以后，便遍布于欧亚草原的匈奴人的子孙们，很可能是在七、八、九世纪间，于蒙古高原、中亚地区或南俄草原，不仅以其血缘和姓氏的传承，乃至语言和感情的旋律，与西迁的靺鞨人一起，融合成了古Magyar人。 

“Kun”一字在匈牙利语中，是指在十一世纪出现于东欧地区的另一支著名而不知其源的突厥部落库蛮人（ Cuman ；钦察）。这提醒了我们，库蛮人应该就是中国史籍中的浑族。由于辽朝的酷烈的民族政策，导致浑族西逃和内迁，欧洲史载：库蛮人两度进入匈牙利地区，第一次被击败而退出；第二次则是在蒙古铁骑的追迫下，破釜沉舟，永远地融合于Magyar人中了。 Bako、Szekeres、Bokor和Torok匈牙利四姓，很可能就是七世纪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地区的拔野古（源自匈奴拔也稽部）、思结、仆骨和同罗等突厥语族部落的后裔。

《新唐书·高宗本纪》有载：公元660年拔野古部曾联合思结部、仆骨部和同罗部反唐，而遭唐军镇压。此时也正 是高句丽灭国的前夜，这些战争既防阻了异族入侵中原，但也对北方诸族造成极大的伤害，或许是在Magyar人于668年战败后西迁时，中途融纳了这些创伤未愈的回鹘部落成员；二百年后这些姓氏一起出现于欧洲，也不失为这种可能性的一个证据。 匈牙利姓Orvas，显然就是魏姓中的“阿伏于”， 马长寿先生求证了阿伏于是柔然姓氏，其依据是《魏书·长孙肥传》中关于长孙肥之子长孙翰的事迹：“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亲征，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于于柞山，斩 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称霸漠此的突厥语族部落，公元508年被高车重创于蒲类海地区（今哈密以北），公元552年被新兴的蓝突厥部所灭，就此失闻于蒙古高原。

据欧洲史载，有一支叫Avars（阿瓦尔人） 的亚洲部落于568年进入东欧，曾在现匈牙利地区立国，并统治 巴尔干北部地区达二百年之久，865年为查理帝国所灭。欧洲史家沙畹等认为，Avars就 是柔然， 确有道理。Avars（阿瓦尔人）应该就是Orvas或“阿伏于”的别字。故而，阿伏于一姓 有载于《魏书》，而失载于辽金二史，最后又于九世纪末，与后到100年的Magyar人相识恨晚于欧洲腹地，而成为匈牙利姓氏之一，这都是与中外史序相吻合的。 

我们将匈牙利姓氏，金朝女真姓氏，和北魏北方诸族姓氏（简称魏姓） 的可比部分，作一表列。我们相信，这一比较极具说服力地表明：现代Magyar人的东方祖先确实是以靺鞨族为主体的中国北方诸族。

四、历史的遗迹和语言的化石 

中国史书关于靺鞨－女真族先祖的最早的记载之一是《国语·鲁语下》中的一则有趣的故事：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楛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氏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 ，使各以其方贿来贡, 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 “楛”（音hu）木就是桦木，这是一种生长在寒带的树种，在大小兴安岭地区十分繁盛， 在中原地区却很罕见，蒙语称桦树为hus，可能“楛”字就是汉语中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语汇。

桦木轻而直且硬，肃慎人早在数千年前便善用桦木制箭杆，还以一种轻质石料磨制箭头，并以此上贡中原，这就是博学广闻的孔子告诉陈惠公的“楛矢石砮”。

肃慎之后--勿吉亦以此物进贡，《魏书·勿吉传》有载：“太和十二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

直到清代，桦木箭杆仍是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每年献给朝庭的例贡。可 见从古肃慎族贡楛矢，到清代东北地区满族贡桦木箭杆，是数千年一脉相承的传统。 由于女真族的祖先肃慎人在冷兵器时代的早期便解决了射击武器的材质问题。因此，和蒙古人的马术一样，靺鞨人的箭术也就成了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当然也是他们恃勇好斗的本钱。唐朝辽东战争期间，多名唐军主将被其毒箭中伤，甚有致死者，以致唐军恼羞成怒，残杀俘虏，你来我往，愈演愈烈，辽东战局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制箭术 也就成了肃慎－靺鞨－女真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现代的满语和锡伯语中，称箭为niru （牛录），匈牙利语则为nyil，两音相同， 桦树在匈牙利被称为nyir-fa，意为“箭树”，这也证明了现代匈牙利人的部分东方祖先 ，就是那个用桦树制箭的民族。 

作为蒙古军队的一种布阵或组织形式，“古列延”一字在波斯史学名著《史集》中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解释： 所谓古列延 （kuriyan） 是圈子的意思，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了一个圈子， 部落首领处于象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叫做古列延。在现代，当敌军临近时，他们 （蒙古人） 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和异己无法冲进来。 尽管现代蒙古语已经没有了这个辞，但是匈牙利语中的gyuru （园圈）和kor （园环） ，都还是与古代蒙古辞“古列延”同根。 

匈牙利语辞中的汉语成分也是Magyar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有力佐证。例 如，匈牙利语中的gyongy （珍珠）、szal （丝）、csengo （钟）、szuro （筛箩）和 malom-ko （磨石）等字，都是以汉音来记载这些当初来自中原的水产、纺织、铸造和工具类产品的。《魏书·失韦传》在描写五、六世纪时室韦地区的民俗时记：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珍珠这种盛产生于江南地区的装饰物,为各国人民珍惜历千年不衰，当初也曾为中国北方诸族妇女所偏爱，故尔汉字“珍珠”也就铭刻在Magyar人祖先的语言中了。

流行于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也在匈牙利语言中流下了蛛丝马迹，“萨满”一字出自通古斯－满语中的“巫师”一字。至今在匈牙利语中，“萨满”（saman） 仍作为“巫师”保留着他的席位。

满族及其先祖崇拜植物神－－柳树，其实与原始宗教的生殖崇拜有关。柳叶是女阴的象征，柳枝则成了生育女神的图腾。现代满族还保持着 柳枝家祭的习俗，亦即所谓“佛多妈妈”祭，“佛多”意即柳枝。落户欧洲的Mag yar人早于公元十世纪末已皈依基督教。在此后整整一千年中，原始宗教的世俗荒诞，早已被高级宗教的伦理涤荡一净。然而匈牙利语中的柳树和柳枝（fuzfa, vesszo）两字， 仍与满语中的同义辞（佛多活, 佛多）在声韵上相对应。当然，它们早已失去了既秽俗又神圣的图腾意义了。 

在尚未穿越喀尔巴阡山之前，Magyar人的七个部落选出了Levedi为他们的第一个联盟酋长，拉丁文资料记载他的称号是dux （“咄”）。在尔后的匈牙利王朝早期历史中，dux“咄”又是“ 王子”或“公爵”的头衔。斯蒂文一世 （ Stephen I ） 在位时 （ 997-1038 ） ，将匈牙利全国划分成四十五个相当于县的行政地区 （ Megyek ），并任命了负责管理和税收的地方官员，其称号是fo （“弗”）ispan，其中fo的意思是“头头”（ head ）。

然而，中西史料竟能精确地互相印证，“咄”和“弗”作为北魏隋唐时期满蒙地区的酋长名，也曾被详细地记载在各代历史中。 《北史》卷九十四，说勿吉诸部：“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说奚族： “其后种类渐多，分为五部……二曰莫贺弗……四曰木昆……”。说契丹：“献文时， 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太和三年……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 驱徙杂畜求内附，止于白狼水东”。“隋开皇四年，率莫贺弗来谒”。说“南室韦…… 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馀莫弗瞒咄，犹酋长也。……北室韦，分为九部……，其部落 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说乌洛候部：“无大君长，部落莫弗 ，皆世为之”。 “莫”，“莫贺”和“莫何”等本为一字，我猜测是“氏族”的意思，现代满语和锡伯语等作“莫昆”（木昆），至今锡伯族仍称氏族长为“莫昆达”。“达”即“咄”，就是满语中的da或蒙语中的darga和tolgoi，都是头目，酋长的意思，而“弗”与“咄”含意相似， 某些部族“弗”是“咄”的副手，有些部族有“弗”而无“咄”。Magyar人循远东先祖之惯例，仍以dux （咄）为酋长之称号；初抵中欧，立国建政，又以fo （弗）为地方行 政长官之称谓。

作为古Magyar人来自远东地区的语言遗产的一部分，现代匈牙利语中的许多动植物名辞和有关辞汇，仍与满语、蒙语、锡伯语或古代的契丹语一致。有些匈牙利语辞，也为我们考证满语和蒙语的古代语辞提供了对照。下面我们表列了一部分这类相关辞汇: 

汉语 满语（锡伯语） 蒙语（契丹语） 匈牙利语 

树，木 moo mo fa 

花 ilga tsetseg virag 

动物 mal allat 

家畜 mal marha 

马 morin morin lo 

骑马 moringga/yaluga lovagol 

牛 ihan tehen 

羊 khon juh 

骆驼 teme teve 

兔 tuulai nyul 

鸡 coko（超库） csirke 

鱼 zagas hal 

鱼骨 szalka 

狗 kuri nohoi kutya 

狗叫 khutsah 

猴 monio （monj） samzh majom 

田鼠 （拍） pacok 

跳蚤 bers bolha 

喜鹊 （沙沙哈） shaazgai szarka 

苹果 alim alma 

豌豆 bori buurtsag borso 

上表中似乎只有“鱼”、“狗”和“马”三字有一些对应上的麻烦。但稍加甄别便一切释清。原来，蒙语中的“鱼”（zagas）就是匈牙利语中的“鱼骨”（szalka），匈牙利语中的“狗”（kutya），就是蒙语中的“狗叫”（khutsah）。两种隔离了一千多年的同源语言间，会有这些微妙的变化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马”字的讨论却有一些难度。 阿尔泰语系各种语言中，“骑马”一辞的字序应为“马骑”。满语中它有两种说法：moringga 和yaluga；匈牙利语中则为：lovagol。满语的“骑”是ga；匈牙利语的“骑”字是gol。满语“马”的现代形式是morin，其古代形式可能是yalu。匈牙利语中的lo是 “马”字的主格，lova（t） 是宾格。或许lo是yalu的省略形式，它可能是通古斯语“ 马”字的原型，也很可能是借自于其他北亚古代语言，如室韦语。 

历时二百五十余年的满清统治，也以许多满语词汇充实和丰富了现代中国语言，特别是北京方言。在不胜枚举的词例中，“沙其马”原本是满语中“面糕”的意思，现在已经是十亿中国人民无人不知的一种甜点心。 从现代匈牙利语中的 “甜糕”一辞sutemeny （读：苏基马尼）的发音中，我们竟也不难品赏到其中“沙其马”的味道。
五、唐帝国的辽东战争和Magyar人的西迁

西方的史学家往往把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西迁活动，归结为中华帝国的强盛和罗马帝国的虚弱。其实，古代的中国也只是时而强大，时而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追求良好的生存环境，一次次成功地入侵中原，统治中国，而且最后融入了中华民族，万里长城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倒的确是因为强盛的唐帝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将一个后世极有作为，但当时还处于较落后状态的靺鞨族的一部分部落，逼上了西迁不归之路。本文在语言和姓氏诸方面论证了Magyar人和中国北方诸族的血缘关系以后，还将以史实证明，对唐战争的失败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

隋朝(581-618), 和唐朝(618-907) 是两个姻亲家族先后统治中国的皇朝，隋朝的亡国之君杨广(569-618)，就是唐代的开国帝王李渊(566-635) 的姨表兄弟。杨李这两个北方军人世家长期与异族的相处和通婚，使他们的后代身上都有相当多的胡人血统。或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种族和血缘的认同感，隋唐两朝政权对异族文化和人材都表现出很高的宽容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职业军人的家族背景，又使得他们在追求军事成就上表现出特殊的进取心。

然而，隋唐两朝的诸多扩张领土的军事活动中，唯有"辽东战争"进行得极不顺利。就是因为隋炀帝杨广的一意孤行屡征高丽不果的人祸，触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原本是兴旺发达的隋皇朝的命脉。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当政十八年后，恃国力强盛，置前朝之先鉴于不顾，开始了另一场缠斗不休的征东战争。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命牺牲，去换取极为有限和极不稳定的空间，是得不偿失的。

这场漫长的战争，实际上是唐帝国对高句丽－靺鞨军事联盟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联盟中，已具备国家和政府组织形态的高句丽王朝，显然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处于被利用的次等地位的靺鞨部落，在政治上被别人包办，然而却不知进退地从事着军事上的蛮干。在长达一代人的抗唐战争中，既耗尽了唐帝国的精力，也给自己引来了灭顶之灾。

在唐初连续的征东战事中，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年，645)的期待最高，声势最隆。那时候，统一中国的唐太宗，又因解决突厥和收服西域，而踌躇满志，威望如日中天。开国元勋们，如李勣 (594-669) 等正年富力强，阅历丰富。后起之秀，若农家之子薛仁贵 (614-683) 虽初出茅庐，却已显露头角，正在军中任下级军官。归附的各族酋帅，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契必何力，靺鞨族的突地稽等也都为唐太宗的挥宏气度所感召，心悦诚服，忠勇无比。在这种挟开国之盛势，集各族之英豪，内政外交诸事顺遂的大好形势下，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地区的领土问题。

唐军战前的准备相当充分，战略的算计亦极尽致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载的战事进程揣度出来，即陆路大军以营州(今朝阳)为后方基地，春季开始行动，于夏水泛滥之前抢渡辽河，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部队出山东半岛，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金州地区。然后南北夹击，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敌军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以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线，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地介入，挫败了唐军的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使得唐太宗败兴而归，一场本拟速决的战争就此一拖便是几十年。

《新唐书 太宗本纪》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梗概：(贞观)十八年(644)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十一月甲午，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勣、马周为辽东 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总兵官，以伐高丽。(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阳宫，以伐高丽。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癸亥，李(世) 勣克盖牟城(今抚顺)。五月已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克沙卑城(今金县)。丁丑，军马首山(今辽阳市郊)。甲申，克辽东城(今鞍山)。六月丁酉，克白崖城（今鞍山本溪间）已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今海城南)东南山，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死之。九月癸未，班师。

对于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史籍上也做了许多生动的记载。唐军将领负伤乃至牺牲者比比皆是，士卒填于沟壑者则更不可数计。唐太宗也亲临前线，救死扶伤，激励士气。如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于贞观十七年(643)率部内附后，"授右武卫将军，从征辽东，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之吮血……，未几，卒于京师" 。又如"帝征高丽，诏(契必)何力为前军总管。次白崖城，中贼槊，创甚，帝自为傅药"。 决战是在安市城外进行，正当唐军兵临城下时，情况发出突变，"高丽北部辱萨高延寿，南部辱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 。 而在双方的激战中"常以靺鞨锐兵居前"。显然是靺鞨军的高昂士气和优良箭术，使唐军饱受重创。最后"(高)延寿等度势穷，即举众降"时，太宗对高丽部众宽大有余，"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余众三万纵还之"。而惟独对逞勇好斗的靺鞨部众恨之入骨，竟"诛靺鞨三千余人"。接着唐军又围城休整达三月之久，仍无力再战，遂于九月撤军，征东战事半途而废。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们饥寒交迫，衣衫褴缕，唐太宗与将士同甘共苦，但情绪极为沮丧。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四年后太宗在抑郁中死去。

唐军首战不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靺鞨部队的介入，而在战前唐朝对靺鞨毫无防范。甚至于唐太宗向新罗使者阐明他解决朝鲜半岛三国之争的策略时，还曾说过："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辽东，而国可纾一岁，一策也……"。然而，内附和可资利用的靺鞨、契丹部多居辽西营州和燕州地区，偏远的嫩江、扶馀、粟末、长白等地的契丹、靺鞨诸部则并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在战争中，外交又未能与军事并进，"远交近攻"的古训被置诸脑后，乃至于发生了北部靺鞨与高丽结盟抗唐的严重后果。《新唐书 黑水靺鞨传》对此前后始末说得一清二楚：武德五年(622)，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628)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三千余，悉坑之。

就此，北方的靺鞨族就成了唐军不共戴天的死敌，从以后唐朝的各次征东战事中，不断地用兵于"扶余道"的史实，我们推测当时与唐军为敌最力者，乃是聚居于扶余、嫩江地区的靺鞨泊咄和安车骨两强部。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唐朝和高丽之间的战事无休无止，胜负却始终未能决出。除掉唐军将帅的指挥失误以外，游击战也困住了唐军。庸懦的高宗比起他的父亲来，实在乏善可陈，年号一个一个地换着，却也唤不出一个好运气来。若要逐次地叙述高宗时代的征东战事，简直是浪费篇幅，就连《高宗本纪》也将历次战事的将帅任命和事态发展记载得极为疏略，以致我们还得从史卷的字里行间去搜证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顺序。

连续二十年的抗唐战争，对于高丽和靺鞨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尽的隧道，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为权臣所挟持的傀儡国王，还不得不与唐帝国私相授授。 老迈而顽固的独裁者泉盖苏文却一味地好战，而他的儿子们早已等着争夺他死后将遗下的权位。高句丽王朝气数将尽了。

乾封元年 (666)，高句丽国大难临头，盖苏文一死，内哄即起。继任"莫离支"(相当于兵部尚书或总理大臣)的长子泉男生被两个弟弟男建和男产陷害，出走国内城(今集安对岸)，并遗子泉献诚入唐求助。同年六月壬寅，唐高宗任命契必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庞同善、高侃(契丹族聚居的营州都督)、薛仁贵和李谨行(燕州靺鞨部酋长突地稽之子)等 出辽东接应。九月薛仁贵小胜高丽军于新城(今抚顺北)。泉男生率其靺鞨契丹部众前来会合。唐军进次金山 (今开原西北东西辽河交汇处) ， 威胁扶余地区。十二月已酉，高龄八十的李勣被任命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统率征东战局，战事进入高潮。

乾封二年(667)，九月辛末，李勣率唐军击败敌军，占领高丽西陲重镇新城，由契必何力留守，主持北线战事。迹象表明，此次唐军已不以速胜为战略，而以攻取扶馀嫩江地区，痛击靺鞨强部为首期目标。

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 (时年五十四，极精明) 率两千精兵攻克扶馀城(今四平)，扶余地区三、四十城纳款输诚。唐军进入北部靺鞨、契丹混居地区。在西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泉男建率大军倾巢而出，史载："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兵数万据南苏城 (今开原东西丰境内)"。并袭击新城，薛仁贵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地区受阻。薛仁贵避其锋芒，出其不意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化)等三城，歼敌五万， 消灭大批有生力量，进据东部靺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高丽败象已露，靺鞨社会大受震动，史载："……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 (今敦化北山区)"。又载："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失尽了辽东、扶余，朝鲜半岛已无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靺鞨外援更无指望，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必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一带渡江，"悉师围平壤"，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丽国亡。

而我们所关心的唐军的死敌，Magyar人的祖先，靺鞨安车骨、泊咄两部人民的命运，则更是凄惨，《新唐书 高丽传》的记载是："泉男建以兵五万袭扶余，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对我们来说，究竟是谁指挥了这次战役，已是无从考据了。李勣和泉男建分别是双方的主帅，凡事都可以和他们扯在一起。然而那条"萨贺水"在何处，则十分重要。按其音，应该就是后来的宋瓦江，现代的松花江，也就是安车骨、泊咄两靺鞨强部的聚居地区。当时的真相大概是，唐军在占领扶馀地区以后，又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流 域，以图一举肃清靺鞨强敌之后方基地。在薛仁贵率主力唐军东进后，朝鲜半岛告急，高丽部队已无心恋战，急于回救平壤，扶馀、嫩江地区的靺鞨部队已成孤军，最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本着唐朝一贯的 "以夷制夷"的治边政策，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如高侃所率的营州契丹－奚族，和李谨行所率的燕州靺鞨族，似乎也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战胜后则纵兵虏掠，所谓"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似已不是来自农业地区的中原部队之所为。此时，与高丽方面结盟的靺鞨、契丹－奚族部落的内部已相当空虚，无力抵抗，于是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这也就史书所说的："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

作为后来欧洲的Magyar人，他们在告别了东方社会以后，先是逃亡，转而漫游，在无垠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许多不血缘的族落，也终于忘却了自己祖先的业绩。他们本可以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九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入了欧洲民族的熔炉。就此开始了他们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六 结束语 

亚洲北方诸族对世界人类，语言和历史的伟大影响是无法低估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为他们的文化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但也玉成了他们坚毅刻苦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而中国史学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历史和人文的最重要的责任。然而史载留给我们的毕竟只是一些片断，语言也随着时代的迁延和种族的融合而游移变换。但是，正如于群星万点中可以看到一条银河，本文即是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企图窥判一个极有作为的民族的全息性的始末。在注意到蒙古语族，突厥语族与Magyar人的毋庸置疑的血缘关系的同时，本文所力图证明的是具有辉煌历史成就的女真－满族的祖先靺鞨人, 对于在科学、文化、艺术、体育诸方面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匈牙利人来说，则是他们更为重要的远东祖源。 

如此重大的课题，必然会使本文在论述上有所缺失，甚至错误。如能由此而引发学术 上的争议和兴趣，作者将由衷地欢迎。 

感谢蒙古国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Narankhuu （太阳之子） 先生启示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感谢美国Furman大学的匈牙利留学生Rosser Betti小姐提供的近两百个具有明显东方祖源的Magyar姓氏。中国社科院陈智超教授的的史学知识，也曾给我帮助。美国Ch arlotte市的匈裔市民Szabo先生、Szima女士和Nyiri小姐对他们的东方祖源的不疑给我 以鼓励。特别是Revesz教授、 Saygo先生、Soos教授，与我耐心的语音切磋和讨论，他 们对全文观点的基本认同，予我以学术上的信心。​​​​